石鲁,黄永玉的人物简介

黄永玉 、中国画院院士，1924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为湖南省的凤凰县城。土家族人。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流落到安徽、福建山区小瓷作坊做童工，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以后一段时间主攻版画，其独具风格的版画作品饮誉国内外。16岁开始以绘声绘色画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黄永玉除了绘画外，还精于篆刻，刀法潇洒出尘，令人叹为观止，但他平生从不为人篆刻，平生只为朋友制过两枚印章，一枚为50年为其妻张梅溪所制金文藏书印“梅溪藏书”，另一枚则为近几年来所制，在《平凹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次印刷版）中《画家逸事》一文中曾提到黄永玉先生托 世南先生为石鲁先生带去一方石印（上海钱瘦铁所制），似为此石印。黄永玉1952年偕同夫人张梅溪由香港回北京，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1956年就出版过《黄永玉木刻集》，其代表作“春潮”“阿诗玛”，曾轰动了中国画坛。“文革”期间，被“四人帮”指控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而后，又因为在“北京大饭店”画了一幅《猫头鹰》遭到残酷迫害，被遣送回家乡凤凰。“四人帮”倒台后回北京。黄永玉擅长版画，主攻国画，其画构思奇特，造诣精深。1978年，英国《泰晤士报》用了六个版面，作了专题报道了黄永玉的其人其画。1980年，《黄永玉画集》由香港美术家出版社出版。国内多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黄永玉的《湘西写生》《永不回来的风景》《黄永玉》等多本画册。黄永玉自学美术，文学，为一代“鬼才”，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有《永玉六记》《醉八仙》《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画过《阿诗玛》、生肖邮票《猴》和毛主席纪念堂山水画等。在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内地、香港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曾获意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黄永玉对家乡更是一往情深。近些年他满世界地走了不少地方，却始终未曾有一刻忘怀自己的故乡——美丽的凤凰城。他认为故乡是一个人感情的摇篮，它的影响将贯穿人的整个一生；故乡是自己的被窝，或许它的气味并不好闻，但却是自己最熟悉而又无可替代的气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的血是O型，谁拿去，它对谁都合适。我的心，只有我的心，亲爱的故乡，它是你的……”2010年8月31日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黄永玉被聘为中国国家画院版画院院长。 舞文弄墨、刻木铸铜仍觉不过瘾，黄永玉又在京郊矗立起一件巨型艺术作品——占地六亩的“万荷堂”。这座完全采取传统建筑结构盖起的大宅院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住宅或画室，而是黄永玉平生最大的一件艺术作品。他亲自设计的建筑格局以及屋内的桌椅、壁炉、吊灯等等都在无言地诉说着主人非同一般的艺术品位。万荷堂的中心是大殿，也是他的画室，有东西两个院落。东院是一个仿古江南园林式的建筑群，院中间有一方占地两亩多的大荷塘，荷塘里有来自颐和园、大明湖各地上好的品种荷花。每年7月，红花绿叶，是黄永玉最流连荷塘的日子，他最欣赏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不论是在他的经历中、他的绘画中、他的书斋画室万荷堂中，都会得到充分体现。 从万荷堂大殿后门走出来，穿过庭院就到了黄永玉的起居室——老子居。乍一听“老子居”，是不是有点自大，其实，这不是黄老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吕正操将军代他定下来的。说来其中还有一段故事：那是在黄老年轻的时候，曾在福建泉州住过一段时间，他住处附近有一座庙，庙里种有很多的玉兰花，有一次他禁不住爬上树去摘玉兰花，被一个老和尚看见，叫他下来。黄永玉开始时不知道这个老和尚就是弘一法师，跟法师讲话的时候满口“老子”，后来被人传了出去，成为笑谈。这次他要为自己的起居室取名字，吕正操就旧事重提，干脆就叫“老子居”吧! 黄永玉被称为“荷痴”，不单是缘于他画的荷花多，还在于他画的荷花独树一帜，神韵盎然。国画传统讲究“计白当黑”，他偏偏来个“以黑显白”，这种反向继承不但使画面看上去主体突出，色彩斑斓，而且显得非常厚重，有力度。有的人认为中国画的精髓在于水墨山水，一种很清雅的、表现文人出世的气质，但黄永玉的画却大多数是浓墨重彩的，所以也曾经有人说他的国画不正宗。对此，黄永玉说，谁再说我是中国画我就告他。当然这只是一种玩笑话。黄永玉与荷花结缘于十年动乱那些恶梦般的日子。傲然展蕊的荷花显得分外高洁清逸，不仅超凡脱俗、临风亭立的仙骨神韵给他以绝妙的美感享受，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气节品性，更成为他逆境中启迪心智的精神支撑。黄永玉一有闲暇就去荷塘赏荷，从用心灵捕捉到用画笔描绘，仅速写就画了八千多张。荷花的千般姿态被他描摹殆尽，荷花的万种风情被他展现无遗，蕴涵了他无限的情思。在他的绘画题材里，荷花是一个非常具有风格的主题，但是荷花中国的文人也画了上千年了，各种流派的，比如说像明末清初的朱耷画的那种残荷就有一种孤傲于世的感觉。但是黄永玉画的荷花，没有给人那种非常清高、出世的感觉，而是一种很绚丽、很灿烂的气质。黄永玉开玩笑说荷花从哪儿长的，从污泥里面长的，什么是污泥呢？就是土地掺了水的那个叫做污泥，是充满养料的那种土。从土地母亲那里长出来的，回头再来骂它是污泥，这叫忘本。周敦颐说“出污泥而不染”，这是一种说法，某一种情况底下的一种说法。小时候到外婆家去，外婆那个城门外就是一个荷塘，小黄永玉出了什么事了、调皮了，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他就把一个高大的脚盆滚到荷塘，自己躲在里头。小时候个儿不高，看着荷花像房顶那么高，一动不动地呆两三个钟头之后，青蛙过来了，水蛇过来了，他仔细地观察它们。荷花底下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非常丰富。后来他开始画荷花，大部分都是从根底下这个角度来看荷花，画的就是当年外婆家池塘里头给他的那种感觉。如今在北京家中万荷塘的池水里，黄永玉已经种下了来自山东、湖南、广东、北京的各色莲花。实际上画了这么多年的莲花，它们的形态与精神已经烂熟于心，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有“十万狂花入梦寐”了。 余年过七十，称雄板犟，撒恶霸腰，双眼茫茫，早就歇手；喊号吹哨，顶书过河，气力既衰，自觉下台。残年已到，板烟酽茶不断，不咳嗽，不失眠数十年。嗜啖多加蒜辣之猪大肠，猪脚，及带板筋之牛肉，洋藿、苦瓜、蕨菜、浏阳豆豉加猪油渣炒青辣子，豆腐干、霉豆豉、水豆豉无一不爱。爱喝酒朋友，爱摆龙门阵，爱本地戏，爱好音乐，好书。讨厌失礼放肆老少，尤其讨厌油皮涎脸登门求画者，逢此辈必带其到险峻乱木山上乱爬，使其累成孙子，口吐白沫说不成话，直至狼狈逃窜，不见踪影。不喝酒，不听卡拉OK，不打麻将及各类纸牌。不喜欢向屋内及窗外扔垃圾吐痰。此屋亦不让人拍电影及旅游参观。

张志安先生的作品，力求形似和神似的统一，重写生，更重意境的创造，精神的刻划，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以及汉魏碑刻和唐代草书，都对他有较深刻的影响；齐白石、黄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石鲁，也是他心目中的好老师，他的笔意取材广泛，人物，山水、花鸟、书法、诗歌、无一不擅，无一不精，他作小品，思想广阔，章法奇妙，感情真挚，滑因小失大。相反，能小中见大，少中见多，言简而意长，他师法造化，求索心源，不拘泥前人名人成法，气格豪放，神融笔畅，形成了质朴、泼辣，浑厚的个人风格，其艺术深得国内外人士喜爱和赞赏。

北京大学的校徽由鲁迅先生于1917年8月设计完成。“北大”两个篆字的上下排列，其中“北字”构成背对背的两个侧立的人像，而“大字”构成了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校徽突出一个学理念，即大学要“以人为本”。大学，因大师而大，更因大学生而大。也有人说，上面的是学生，下面的是老师，教师就是要甘为人梯；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要青出于蓝胜于蓝。北大的许智宏校长说，真正的“大”学，学术之大，责任之大，精神之大，尽在其中。许多毕业了多年的北大学生回想起来，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北大给学子们最宝贵的是“自由独立，兼容并蓄”的精神。1916年12月起，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次年蔡即请鲁迅为之设计校徽。鲁迅于8月7日将设计完竣的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后即被采用。后又曾长期弃用，80年代始重新使用，现使用的北大校徽系以此为基础修改而成。鲁迅设计的这枚北大校徽，其图案以篆体的“北大”二字构成一个圆形，便于制作圆形的徽章。巧妙的是：下面的“大”字像一个人，上面的“北”字又像两个人，这样就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又有如一人而背负二人之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重任”的想象。在艺术处理上，这枚徽章构图简洁大气，线条流畅规整，蕴涵丰富。用设计对象的文字构成图案，是徽标设计的常用手法，但高明的设计者用文字构成能够表现徽标内涵的图案。鲁迅这枚校徽的设计，就达到了这一境界。2007年6月13日，北京大学发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正式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标识。修改后的北大标志是在鲁迅先生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来。北大确定了特定色值的红色为标准色，并将其命名为“北大红”。

荣宝斋的展厅比往日多了几许热闹，著名彩墨画家宋涤花鸟画展在此开幕。没有过多的宣传，没有过多的仪式，来看画展的都是宋涤的好友及其艺术的拥趸。这倒也像是宋涤一贯的作风。 　花鸟画展随处可见，但宋涤的画里更能让人感觉到温馨与阳光。这与宋涤擅长的以色彩为主调的彩墨画法不无关系。正是这种独特的“宋氏画法”，奠定了宋涤在艺术界应有的地位。然而，艺术造诣颇高的宋涤，在美术界也是个传奇式的神秘人物，他既没有加入美协，当然就从未参加过全国美展，更是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然而宋涤的名字却在业内愈来愈引人注目。人民日报出版社刚出版了《自信是大师的性格——画家宋涤》一书， 曾经有国家高层领导人评价宋涤的画是开宗立派。这是对宋涤艺术的极大肯定。看过宋涤作品的人会有这样的感慨，“站在宋涤的作品前，你仿佛身临其境，思绪万千。听沧海波涛汹涌，看九寨飞瀑如林，观黄山云海松涛；信步长城脚下，摆渡漓江水上；仰视华山险峻，沐浴三峡云雨；这里吞吐古今，融聚中外，把茫茫世界、浩浩自然、坦坦人生，归趣入画。宋涤的作品足以引起观众的震撼。”宋涤是在中西融合大潮流中成长起来的画家，他坚信中西融合能为中国画的振兴开辟广阔的前景，也深谙“洋为中用”的道理。其对色彩的把握源于对西方绘画的借鉴。他以复合色直接入画，不仅吸收了西洋画法，同时赋予了国画传统精神。当他把油画似的风景画到薄薄的宣纸上时，连西方画家也目瞪口呆。由于宋涤的独创，他的作品被定义为“中国现代写实主义彩墨风景画”。评论界说他“正默默地进行着一场中国山水画的革命”。说是“革命”一点不为过。宋涤笑称：“传统中国画有两个体系，水墨画和工笔重彩画。自宋涤形成系统风格后，中国画就增加了一个体系，那就是彩墨画。”历史上前人也画色彩，但多用装饰色，表现不出物象微妙的色彩冷暖变化，远没有宋涤画的饱满。作品中时间空间的变化需要借助色彩变化来表现，而传统的中国画根本表现不出来。因此，宋涤对于彩墨画的贡献无疑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 　清华大学教授宋涤先生以自己独具面貌的写实性绘画为世人瞩目。 近 日，记者前往他在北京昌平富泉花园的画室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采访。记者：宋老师，听说您最 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纵谈中国画创作方向，颇具反响 。请问您的基本看法是什么？ 宋涤：我坚持两点：中国画一要写实，在写实的路子上，当代的艺术家们还远远没有做够文章；二是要大力发展我们的彩墨画。记者：请您具体谈谈。宋涤：尽管南宋出现了以梁楷为代表的简笔，或称减笔、写意水墨人物画法，元、明、清画家也曾创造了不同的勾描技法，但我国代代相传的画作均存在造型能力弱、人物形象个性不强的现象。就其写实能力，较之处在我国明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显然缺乏感染力和震撼力。翻开世界美术发展史，人们会发现，世界各民族的先民在从事绘画的进化过程中，从绘画的形式、内容，到使用的媒介物，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几乎是同步发展的，那就是由简单的图案向图案式的装饰性绘画进化。进入公元前后，随着社会的进步才逐渐出现了西方的油画和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工笔重彩画和水墨画）两大绘画体系。即使这样，它们的表现形式同样是由装饰性绘画向写实性绘画转化，或称由表现二维空间向表现三维空间转化。从唐代张萱和李公麟的人物画作品来看，其造型能力和表现形式的完美性同样高于同时代其它民族的水平。遗憾的是，唐代以后，乃至清代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物画似乎变化不大。清末绘画大师任伯年的人物画造型能力和表现形式较前人均有突破。我十分赞赏他的一幅人物画《高邕之像》，他以出神入化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身形动态，十分生动。但其面部刻画仍稍嫌不足，与其衣物潇洒、果敢的线条相比，显得十分柔弱。这说明画家在面部形象深入刻画上仍有差距。民国年间出现的革新领袖人物徐悲鸿和他的学生蒋兆和，深入生活，开创了近代人物画写实新风。蒋兆和先生40岁前后创作的巨作《流民图》，可以说是中国人物画前无古人、具有震撼力的里程碑式作品。但此作品表现光影过强，显得素描味太重。记者：当代不少知名画家如范曾都是蒋兆和先生的学生。宋涤：是的，卢沉、周思聪也都是。蒋先生后来身体欠佳，未见先生有高于《医生》水准的作品，但他培养了一批当代中国优秀的人物画家。我曾见蒋先生40岁时画的一幅《医生》肖像，细部刻画入微，医生着装的中式棉袄，画家用墨块塑造成形，甚至表现出了丝绸面料的质感，非常精彩！记者：当今艺术市场最为火热的莫过于黄胄先生。您对他的作品如何看？宋涤：新中国成立后，除了蒋兆和，对当代人物画颇有影响力的画家就是黄胄先生。他以速写线条入画，十分生动，创作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但线条不够洗练，因此精品传世不多。记者：在世界已成为地球村的形势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艺术相互交融渗透也是必然的。此时，应如何保持中国画的特色？宋涤：自元代以后，尤其是清代后期至今，大多数名家均喜用生宣纸作画，最 近又发现一些年轻画家在生宣纸上画工笔重彩。可见人们对生宣纸的性能和潜在的表现力有了进一步认识。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新的绘画媒介物品种繁多。我想，生宣纸这个国宝将会愈来愈显示出其作为中华民族国粹绘画主要媒介物的价值。1987年，我在日本首次举办个展时曾对人讲过，中国特有的生宣纸、毛笔和墨是神奇的绘画材料和工具。即使你刻意地写实，其效果依然是一种艺术的真实，这就是我如此眷恋水墨画的原因。科学家不断地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为了造福人类。艺术家则应不断发掘它的美感。我的理想就是在这张薄薄的生宣纸上，把对大自然的感受和理解缜密表现出来，奉献给观众。我不懈地努力着，我期待着中国画能成为世界语言。记者：显然，您是一个坚持写实性绘画的人！宋涤：是的。我认为具有个人风格的写实性绘画永远是人类绘画艺术的最高标准。基于这种理念，几十年来我不敢怠懈，勤奋地工作着。我把生宣纸当作油画布来用，努力在生宣纸上寻觅着、探索着、创造着，并时时用自己的作品与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写实派大师相比较。我相信在生宣纸上运用色、墨同样能表现出物象的质感、空间感、阳光感和时空变化来。同时我也确信这是一条中国画创新并走向新的辉煌的道路。记者：对绘画作品，不同观众生发出的看法往往有很大差别。宋涤：这是很自然的事。问题是有些专家们往往会带有自己“专业”上的偏见。这种偏见历史上中外都有，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中国，像徐悲鸿、蒋兆和、林风眠、李可染、石鲁这些革新派画家，都是在保守派的贬斥声中日益强大起来的，并在绘画史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记者：不少人认为中西绘画在视觉效果上存在较大差异？宋涤：其实都是那些人的有意夸大。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国画表现的应是内敛的、含蓄的；西画表现的则是表象的、张扬的。其实即使有这种视觉效果上的差异，也不是东、西方不同种族人类的视网膜造成的，不是人们对自然界物象美感的鉴别能力造成的，虽然与绘画媒介物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与画家的表现能力有关。某些主张恢复传统的人，实质上是主张抱残守缺。他们不懂得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对艺术层面的认识和需求也会不断变化和提高。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与法则，它要不断地变化和发展，只有在变化和发展后传统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随着社会的进步得到延续和充实。就“笔墨”而言，现存前人的“笔墨”形式是前人在面对特定的物象进行艺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今天的画家则应面对新题材、新事物、新内容创造出新的“笔墨”形式。在我看来，只有那些似是而非、“指鹿为马”、“皇帝新衣”式的所谓“抽象派”或“文人写意画”作品，观众才会找不出毛病来。因为观众看不出他们在画什么，表现什么，其实连作者本人大概也说不清楚。 　记者：有些专家、教授和权威人物眼下宣传的都是“文人写意画”，您怎么看？宋涤：不瞒你说，我坚信它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画的主流。因为在我眼里记者：那您觉得哪种画更适合艺术专业人士？宋涤：我倡导“彩墨画”。记者：这个词似乎很专业，请您解释一下。宋涤：所谓的“彩墨画”，是在生宣纸上突出色彩的表现能力，在水墨画中大面积地引进色彩，使色彩成为画面的主调。专业画家还是要搞中国的写实性绘画。我认为中国的写实性绘画比西方油画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中国写实性绘画远远没有画够，历代名家并没有把写实推向极致，写实的表现形式也有广阔的发挥空间。我赞赏彩墨艺术，那种特立独行的、勇于探索敢于创造的“彩墨”写实会给人们以启发。“彩墨”是一个新课题，是一个难题，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突破口。通过致力于“彩墨绘画”同仁们的努力，“彩墨画”必将成为一个具有时代精神的新画派，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作出贡献。记者：如此来看，“彩墨”创作可谓任重道远！宋涤：是啊。我喜欢拿“彩墨画”与西方写实大师的油画相比较。我们即使找出了差距，内心却增添了几分骄傲，骄傲的是中国新一代“彩墨”画家正在打开中西方绘画在视觉效果上的壁垒，在民族特有的绘画媒介物—薄薄的生宣纸上演绎着色彩写实的神话。这个神话足以让西方观众倾倒，令西方画家瞠目。有人说艺术“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赞同。但我要说，艺术只有是世界的，才是民族的。记者：您的说法正好相反。宋涤：其实并不矛盾，民族的东西只有被全世界认可才能扬我中华民族之威！真正的艺术家永远是独立思考的，永远是独往独来的。我相信彩墨艺术必将会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我希望中国的当代画家能够尊重艺术规律，坚持绘画艺术健康的方向，为后代留下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

中国的梵高.当然要属 石鲁 他是坚强并高傲的.有着梵高一般的天赋
石鲁是20世纪中国书画领域的革新家.他早年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进入创作期以后,艺术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40年代和50年代,以比较写实的通俗人物故事画宣传社会革命,
代表作有木刻版画《打倒封建》和彩墨画《长城内外》.第二阶段60年代,一方面以叙事、抒情、象征手法结合的巨幅历史画《转战陕北》取得了突破,另一方面以《南泥湾途中》等一批新山水画成为“长安画派”最有影响力的画家.第三阶段70年代,他以花鸟大写意为主,创作了一批极具个性化的诗、书、画、印,具有强烈的主观表现性,以强力提按的用笔和激烈抒情的品格构成了对传统书画的变革,成为书画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