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洪,杨洪的人物生平

建兴五年（227年），丞相诸葛亮北上驻守汉中，打算任命张裔为留府长史，询问杨洪的意见，杨洪说：“张裔天资聪明敏锐，善于治理繁杂事务，以他的才干确实能够胜任，但他的性情不太公平待人，恐怕不能让他单独任职，不如留下向朗。向朗性格中伪饰的成份少，张裔跟随您，尽量发挥他的才干，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起初，张裔与杨洪年少时十分友好，张裔在东吴流放，杨洪前往张裔家属所在的郡视察，张裔的儿子张郁在郡中当吏员，因小有过失受到惩罚，丝毫也不给予原谅包庇。张裔从东吴回蜀后听说这件事，深为忿恨，与杨洪的友情有所冷淡。待杨洪见诸葛亮出兵后，亲自到张裔那里，把自己与诸葛亮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张裔。张裔回答杨洪说：“你留下我的话，丞相是不会阻止的。”当时有人怀疑杨洪想自己作长史，也有人怀疑杨洪知道张裔对自己不满，不愿让张裔身处要职，管理后方事务。后来张裔与司盐校尉岑述关系不和，以致于互相仇恨。诸葛亮给张裔的信说：“你过去在陌下的时候，所守军营受到敌人攻破，我心里为你担忧，以至食不知味；后来你被流放南海，我心里为你悲叹，以至睡不安宁；到你从东吴回归后，委大任于你，共同为王室尽力，我自认为与你可说是古代的‘石交’（硕交、石友）。作为交谊坚固的朋友，相互之间就应帮助对方除掉仇敌，割下自己骨肉来表明自己的诚心，即使这样也无相谢的必要。况且我只是有意委托岑述，而你就不能忍受了吗？”议论者从诸葛亮的批评中知道杨洪并没有私心。建兴六年（228年），杨洪在任上去世。

杨洪新，男，1962年11月出生，满族，高级记者，现任新疆电视台台长。
　　1982年9月—1986年7月就读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
　　国传媒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2002年7月—9月在自治区党校接受培训，获得结业证书。1986年7月—1995年在新疆电视台新闻中心当记者。1995年—2001年4月在新疆电视台任新闻中心副主任。2001年4月—2006年7月在新疆电视台任新闻中心主任。2006年7月—2009年1月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处长。2008年4月至今任新疆电视台台长。
　　2008年4月至今担任自治区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2009年10月担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
　　曾荣获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的“自治区先进工作者”。
　　自工作以来一直在从事新闻工作，多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和新疆新闻奖一等奖。

众所周知，状元是中国古代科举中选拔出的佼佼者，而状元又分为文状元和武状元，按照正常情况理解，文状元和武状元社会地位应该是相差无几的，但是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武状元跟文状元一比就逊色很多，不但数量上差别很大，而且质量上也相差悬殊，名传千古的武状元更是寥寥无几。既然同样都是状元之才，为什么武状元比不过文状元? 为什么武状元比不过文状元?其实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重视程度不同 首先我们要知道，但凡是科举考试能顺利进行的年代肯定是太平盛世或者说世道相对没有那么乱，既然是太平盛世时期，也就意味着不需要那么多的武将，俗话说：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就是说治理天下主要还是得靠文臣;其次，太平盛世时期，皇帝认为武将是个祸害，担心武将造反，比如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朱元璋大肆屠戮武将，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武状元受到的重视程度必然不如文状元。 2：俗话说：穷文富武，简单来说就是穷人学文，富人才有条件练武。这也不难理解，要想练武还真不是一般人能消费的起的，首先练武得请武术教练吧，如果没有人教怎么练?正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因此这武术教练还真不是一般人能请的起的;其次，武状元考试中肯定有马上功夫这一项，要考武状元必须要时常练习马术，因此没有马怎么行呢?要知道，马在古代可不是家家都有的，那可是奢饰品;最后，练武得有个好身体，就是说营养要跟上，穷人家连饭都吃不饱，就更别说营养了。以上这些条件都是穷人家难以达到的，这就导致武状元这条路是穷人家难以走通的，但是世上毕竟是穷人多，富人少，无形之中就把穷人抛除了，这就必然影响武状元的生源。 3.武将斗不过文臣 自古以来，一直有有文武相轻的说法，意思是说文臣和武将经常是互相嫌弃，都互相看不起对方。时逢乱世，武将还有一定的地位，但是在太平盛世，由于皇帝的猜忌注定导致武将不可能掌管大权，甚至会遭受打压，因此国家的权利大多集中在文臣手中，而且与文臣不同，武将大多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莽夫，因此很难融入文臣的阵营中，再加上文武相轻的观念，必然导致武将难以抗衡文臣，社会地位比不上文臣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光绪二十四年（1898），直隶开州（今河南濮阳）人张三甲，来到戊戌政变后的京城。张三甲此行的目的，是参加武举会试。此前一年，他参加乡试，不负众望，以精湛的武功，考取了武举人。
现在是进一步获取功名的时候，张三甲被认为是当年武状元的热门人选。
他出身武术世家，自小习武。据说十四五岁时，曾将邻家门前两个数百斤重的石狮子举过头顶，玩耍一阵后放回原地，面不改色气不喘。他拜在武林名师杨国昌门下，“弓、剑、刀、石，色色冠群”，是杨门中的希望所在。
参加会试的武举人，大多出身豪门富户。张三甲家境不咋滴，朝中又无人，心灰意冷了一大半，原想着耍耍武功露露脸，就打道回府了。没想到，会试拿了个头名。
武进士已经到手，还可以更进一步。
殿试中，张三甲手提一柄一百八十斤重的大刀，威风凛凛。他摆定架式，挥起大刀，前后左右寒光闪闪，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如蛟龙潜水，似鲲鹏展翅，令人目不暇接，望而生畏。
突然“哐啷”一声，大刀落地，全场愕然。张三甲处变不惊，用右脚猛力一搓，脚尖一挑，大刀顺势飞起，正落手中，接着连耍数招，全程有如行云流水。
凭借这次出色的“救场”，张三甲一举夺得武状元，钦命御前头等侍卫。
春风得意马蹄疾，张三甲匆忙回乡省亲。直隶省城、开州等地方官员名流，络绎不绝登门拜访，赠匾道喜。
张三甲天天忙于应酬，迎来送往，回乡十几天便患了重病，卧床不起。经多方诊治无效而死，年仅22岁。一切加诸于身的功名荣耀，戛然而止。
张三甲衣锦还乡的时候，废除武举的呼声，已经响彻晚清。一个自身命运极具悲剧色彩的人物，最终，成为中国最后一个武状元。
悲剧沾染了传奇，如此而已。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永久废除武举考试制度。
张三甲之死，成为中国1200年武举制度的一个隐喻：当一项制度制造出来的顶级精英，命运竟然孱弱如此，这项制度本身的命运，也就到头了。
▲清代武举部分考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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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武举制度，创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此后，尽管历朝历代不时有废除或停止武举的决策（比如元代不搞武举，明代前期也不搞武举），但就历史大势而言，武人终于像文人考科举一样，有了一条常设的晋升通道，可以实现阶层流动。
到清末永久废除武举，这项考试制度前后存在了1200年。
然而，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名可查的武状元，不过280人左右。算下来，平均每四年多，才有一个武状元的名字流传下来。
▲武则天开创了武举制度
武状元如此凤毛麟角，一个原因是确实难考，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文人对武人的鄙视造成的。
我们都知道，武状元、武进士的名字、生平等要流传下来，靠一只手打遍天下是没用的，终归还是得靠文人的一支笔，尤其是历代修史者的那支笔。
很不幸，那支掌握话语权的笔，不仅文人相轻，而且文武相轻。北宋修史的欧阳修，就直接撂下一句话，武举毫无价值，史书无需浪费纸墨。只要这句话，唐代的武状元状况基本就湮灭了。
按照唐朝的武举制度，一年一考，少说也诞生了一两百号的武状元。但我们现在知道的，唐代武状元（含武进士）只有41人。
这41人中，有19人籍贯不详。剩下22人，山西一省就拿下11人，占了一半。可见，在唐代，山西人的武功是最硬的，打遍天下无敌手。其次是陕西，国都所在，出了4个武状元。第三是河北，占了2个。
天下武功，半出河东（唐代河东，主要指山西一带）。山西人凭什么撑起了武举制度的半壁江山？
山西是大唐的发家之地。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虽然依仗关陇集团的支持，但其发兵的武力支撑，来自山西。晋阳（今太原）起兵，相当于李唐王朝的武昌起义，意义可想而知。
此外，唐代的山西，经济地位类似今天的广东。经济实力雄厚，无疑也是催生武状元的适宜土壤。连饭都吃不饱，还有力气习武吗？山西人这么能打，恰好唐代的武举，是百分百纯武举，只考武不考文。
当时武举的科目，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考射箭，分为马射和步射。
二是考体力，有翘关和负重。“关”是过去城门用的长门栓，所谓“翘关”，即要求武人单手握门栓的一端，用力把门栓平端起来。负重一科，则要求武人背着五石（约600斤）米，往前走，走的步数越多，成绩越好。
三是考身材和言语。就是看你高不高大，威不威猛，以及基本的对答是否流利。
到了宋代，武举的考试重点变了，山西“武状元省”的宝座就不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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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举制度的设立，是为国家选拔靠谱的武将。对武将的要求，素质肯定要全面，武功、谋略、战术、大局观、忠诚度，都非常重要，有一身蛮力是远远不够的。
宋代对整个武举制度进行了完善，其中最主要的是，对考试科目重划重点。具体来说，宋代武举分为比试（资格考试）、解试、省试和殿试四级，考试科目既考武艺，又考程文。
武艺科目包括弓步射、弓马射、弩踏、抡使刀枪等器械，仍以步射、马射为主，即主要看射箭成绩。
科目的变更是根据当时的战争需求设立的。唐代的翘关、负重等科目，到宋代，被挽弓开弩取代，通过拉弓弩的幅度，测试武人的力量。
唐代武举看材貌身高，这时，这一指标也成为募兵中的基本条件，无需单独面试。
宋代比唐代增设了程文（一般称为“内场”）考试。
程文考试包括策问和兵书墨义。也就是说，宋代的“术科”要考文化课，既要根据时务边防进行答对，类似于现在的申论，也要讲解兵书的主要意思，相当于现在的默写原文+阅读理解。
而且，文化课的难度和占比，还挺大。当时的武学（类似公办武校），对那些文化课不错但武艺一般的学生，都会格外开恩，列为优等生，尤其照顾那些知阵法、懂谋略的考生，武艺不及格也不要紧。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仁宗“亲试武举十二人”，主要考骑射和策问，以策问为主，即“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这说明，宋代皇帝确实重文轻武，选武进士，文化课还是排第一位。
这些改革，有利于促使武人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向大块头有大智慧的方向发展。随之而来，是“武状元省”的转移。
唐代武功独步天下的山西，此时被浙江取而代之。两宋共产生武状元74人，除去籍贯不详者24人（大部分为北宋武状元），剩下50人中，浙江一省24人，几乎占了一半。福建这一时期有15名武状元，也相当厉害，仅次于浙江。
可以看出，两宋武状元的地域分布，与文状元的分布基本一致。
浙江省内，平阳县两宋时期出了14名武状元，由此被誉为“武状元之乡”。同时期，东阳县也将6顶武状元桂冠收入囊中。
这不难理解，因为经过宋代的武举改革，武举名为考武，实为考文，哪些地方文风盛，文武状元就尽收囊中没商量了。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南宋的地盘被局限在南方，北方很多省份无缘参加南宋武举，这也使这一时期的武举成为南方各省专属舞台。
▲南宋版图局限于东南一角
前面说了，北宋继承和改革武举的初衷，是要通过海选求得将帅之才。但在实际操作中，与这一目标相去甚远。武举人、武进士的职务安排，不是安置在京城负责捉贼、当骑兵教练，就是被派往边疆一线，充当士卒，离将帅不止一点两点那么远。
原因当然出在制度上。只要是考试，就会存在应试教育问题，宋代也不例外。所以当时的情况，朝廷归结为“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就是考试跟实战脱钩了，武进士到了实战，不堪大用。
因此，唐代武举出身还有个郭子仪撑门面，宋代名将却基本不是武举出身，被人津津乐道的，竟然是一个9岁的武状元朱虎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与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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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南宋偏安一隅的政治局面，明代版图的扩张，让武状元的地域分布在全国范围内更具说服力。那么，大一统的明代，哪个地方最出武状元呢？
答案跟宋代一样，得从武举的考试重点去找。
朱元璋曾训斥说，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武学、武举遂被打入冷宫。直到明朝立国百年后，武举才恢复正常化。
▲朱元璋对武举毫无兴趣
就考试内容和侧重点而言，明代几乎是宋代的翻版，即相当重视文化课成绩。
以乡试（省考）为例，明代规定要考三场：
第一场考骑马射箭，以三十五步为准；第二场考跑步射箭，以八十步为准；第三场笔试，或问古兵法，或问时务。
这些考试内容，尤其是射箭一项，从唐到清，整个冷兵器时代都未被淘汰，说明它有很实际的一面。
古代作战，弓射最具杀伤力，也最难防备。八十步以外，一箭射去，效果和现在用枪差不多。所以当时武举考射箭，道理跟现在的士兵练射击打靶是一样的。
至于徒手搏击这一类我们熟悉的传统武术，在战场上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所以从未被列为考试重点。
万历末年曾有过一次实行武举改革的议论，有朝臣主张设“将材武科”：初场试武艺，内容包括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显然易见，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可惜并未引起朝廷重视，只是说说罢了。
由于文化科目的比重仍然很大，明代出文状元的地方，也盛产武状元。整个明代有武状元52人，其中籍贯可考者，45人。
这45名武状元中，江浙两省分掉一半。其中，江苏13人，浙江10人。接下来，安徽4人，排第三。全国前七名的省份里，除了陕西，都位于南方。这与文状元前五名的省份，都是南方省份的状况高度重叠。
按南北方来分，明代武状元39人出自南方，占87%；仅有6人出自北方，只占13%。
南方人武举厉害，除了前面讲到的文化课占优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明中期沿海倭患严重，促使当地居民重视武艺，且形成习武的氛围。在倭患最严重的嘉靖朝，12名籍贯可考的武状元中，就有9人来自江浙地区。可见，倭寇侵扰对武状元地理分布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到了崇祯时代，面对内忧外患，崇祯帝锐意重武，力图改革武举重文轻武的旧习。
崇祯四年（1631），参加武会试的举子中，能使用百斤大刀舞刀花的，只有王来聘、徐彦琦两人。发榜后，徐彦琦榜上无名。崇祯帝认为有人作弊，将考官、监试御史等一大批官员下狱、撤职，再命人重新主持复试。
此后，直到明朝灭亡前一年，每隔三年，崇祯帝都是亲自主持殿试，钦点武状元，封官许愿赐战袍。在特殊年代，给予了武状元无上的荣耀。
尽管这一切，并不能挽回大明的落日余晖。
▲崇祯非常重视武举，但改变不了明亡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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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武举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受重视，武状元授官也比前代优厚许多。一旦钦点武状元，立马从平头百姓，成为正三品将领，不是授予参将，就是紫禁城中的头等侍卫。
清朝皇帝个个精得很，武举一方面是精选将才，另一方面是“别有用心”。怎么个“别有用心”法？社会上的武艺精英，即使不干嘛，只是通过制度选拔，将这些人豢养起来，也总比留在世上谋反生事强。
清代武举一改宋明两代重文轻武的趋向，在考试制度沿袭明代的基础上，将录用标准逐步恢复到注重武艺的本质上。
让北方武人屡屡吃亏的文化科目，在清代渐渐往容易的方向改革。
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进一步缩小命题范围，规定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
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要一百字左右。
这已经把文化科目难度，降到了小学生的水平。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周星驰主演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官二代苏灿，要不是仇家揭发，差点就高中武状元。这种情况，在宋明两代绝不可能出现，但在清代，极有可能。
▲《武状元苏乞儿》剧照
文化科目在武举中沦为陪衬的结果，使北方省份终于压过南方省份，在武状元数量上包揽前两名。
清代共有109名武状元，直隶（今河北、北京、天津全部，以及河南一小部分）占了41名，山东占了14名。这两个典型的北方省份，一举拿下全国武状元的一半名额。
明代武状元人数最多的江浙两省，此时并列第三名，分别有7名武状元。
全国武状元人数前七名的省份，除江浙两省外，都是北方省份。与明代的情况，形成了有意思的反差。
河北人突然发飙，力压全国，与该省武风素盛分不开。但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河北拱卫京师，清代给的乡试名额总比其他省给得多，得到了政策性的照顾。
自唐代以来，武功最高、武状元最多的省份，兜了一圈，终于又回到北方。
轮回亦意味着终结。晚清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进一步突显了传统武举弓矢刀石的可笑。
1901年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上奏，请求与时俱进，废除武举，理由是“硬弓刀石之拙，固无益于战征，弧矢之利，亦远逊于火器”。武举选拔出来的人才，武功再高，也敌不过枪炮。这是赤裸裸、血淋淋的事实。
一个多月后，清廷下旨，宣布永远停止武举考试。一个个河北人，作为武举制度最后的赢家，黯然散入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