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故事,有关闻一多的小故事

1925年5月，闻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国”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前一年结束“流囚 ”生活，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一面教书，一面关注时局的发展。1944年初夏 ，向共产党人周新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周新民请求党组织后告诉闻一多，认为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一面找校长评理。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闻、朱两位诗人兼学者，开始论学共事，并且成为挚友。除任清华教授外，闻一多还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艺专等校兼课，学术上也从唐诗的研究上溯到先秦两汉诗歌的研究，重点开拓了《诗经》与《楚辞》的研究领域。抗日战争爆发后赴西南联大任教授，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又名亦多，字益善，号友山，亦号友三，后改名闻多、闻一多。浠水县巴河闻家铺人。著名诗人、学者。

1909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小，191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担任《清华月刊》、《清华月报》 的编辑工作，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文学创作活动。

1922年赴美，先后入芝加哥美术学院、丹佛阿罗拉多大学、纽约艺术学院学画，同时致力于诗歌的研究和创作，写了不少爱国思乡的作品。1925年回国，任职、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1926年任《晨报》副刊《诗镌》编辑。


1927年应邓演达之邀回汉，在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同年秋到上海办新月书店，并任《新月》编辑。次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应聘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发表演说，支持学生爱国抗日运动。

抗战开始，清华和北大、南开等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他随校迁往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为民盟中央执委、《民主周刊》社社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他更加积极参加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他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同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将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1946年7月15日，昆明各界为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爱国进步人士李公朴先生举行追悼大会。在会上，他慷慨激昂地痛斥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会后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闻一多早年参加新月社，主张新诗格律化，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新诗，后主要从事《楚辞》、《诗经》、《周易》等学术研究，成为著名学者。其主要著作有诗集《红烛》、《死水》，学术著作有《楚辞校补》、《怎样读〈九歌〉》、《乐府诗 》等。

他的诗歌感情激烈，形式精美。内容上抒写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朱自清称他“诗歌爱国主义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艺术上追求“三美”，开创了新格律诗派。后期杂文创作，充满了战斗精神，是他为民主而斗争的有力武器。闻一多一生，历经诗人、学者、斗士三个阶段，最后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壮丽的诗篇。
1930年8月闻一多应杨振声校长之聘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陈梦家随来作他的助教。闻一多以自己的诚恳与影响，广聘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先后有游国恩、方令孺、丁山、姜忠奎、张煦、沈从文等， 担任各门功课主讲，可谓名家云集，阵容强大，在当时国内文坛颇有影响。

闻一多最初赁屋于大学路，在学校的斜对面。因楼下一层光线很暗，旋即搬到了汇泉，离海水浴场不远的一栋小房，出门即是沙滩。他到学校，必经梁实秋家门，时常两人同行，鱼山路、大学路都是起伏的山路，二人扶手杖而行。青岛有日本人开的“吴服店”，经营日式“和服”，闻一多以其宽袍大袖有中国古风，便买了一套来穿。

闻一多醉书：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 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七子之歌》： 一九二五年夏，闻一多在国外饱受洋人的白眼和欺凌，回国后又看到列强横行，北洋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残酷镇压人民的现实，内心痛苦万分，夜不成寐，望着黑暗的夜空，呼唤着香港、澳门等七个地方的名字，就像呼唤自己的孩子，写下了《七子之歌》。 闻一多所呼唤的“七子”，是指香港、澳门、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等七个地方，当时都被西方列强霸占。 他不会想到，时隔七十多年，西方殖民统治在我国彻底结束时，人们为他的诗谱写了优美的旋律，成为迎接澳门回归的主题曲。当全国人民在同一时刻唱着同一首歌曲时，它就不再是一首普通的歌曲。 扩展资料： 《红烛》是中国现代著名诗集，闻一多的第一部诗作。 红烛（序诗） 闻一多 “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红烛啊！这样红的烛！ 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 可是一般颜色？红烛啊！ 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 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出光来？ 一误再误，矛盾！ 冲突！红烛啊！ 不误，不误！ 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红烛啊！既制了， 便烧着！烧罢！ 烧罢！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红烛啊！ 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 红烛啊！匠人造了你， 原是为烧的，既已烧着， 又何苦伤心流泪？哦！ 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啊！流罢！ 你怎能不流呢？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红烛啊！ 你流一滴泪，灰一分心。 灰心流泪你的成果，创造光明你的原因。 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澳门回归忆“七子”（人民论坛）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闻一多结婚当天看书入迷 忘记迎亲

1、任教 1925年5月,闻一多忍受不了“金元帝国”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前一年结束“流囚 ”生活,先后在北京、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国立临时大学从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 闻一多一面教书,一面关注时局的发展。1944年初夏 ,向共产党人周新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周新民请求党组织后告诉闻一多,认为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在民主运动中发挥作用。 1945年10月,蒋介石集团在昆明发动军事政变,从此,在昆明国民党反动派与爱国民主力量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 2、罢课抗议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国民党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经民青、民盟和学联商定,发动昆明市3万学生举行总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 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地方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已极.带领家属子女赴烈士灵堂祭奠,并亲书“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挽联。他同罢联、民青负责人密切合作,全力支持罢联工作,对举行烈士入殓仪式、灵堂布置、成立治丧委员会、法律申诉等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3、纪念李公朴 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国民党反动当局利用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复员北上,进步力量减弱的空隙机会,企图一举摧毁昆明的爱国民主力量,特授予云南省警宪特务部门以“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之权。 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 闻一多流着热泪,不停地反复的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随后,闻一多与民盟其他同志一起组成李公朴治丧委员会。 这时昆明的气氛异常紧张,盛传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应该避一避。 还不时有一个“疯女人”闯入西仓坡宿舍院内,进行蛊惑宣传和恶意恫吓。 4、最后一次演讲 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开始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当李夫人在报告李先生被害经过泣不成声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此时,闻一多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发表了《最后一次的演讲》.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扩展资料： 闻一多热爱祖国，爱国主义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他的一生，最后把他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他一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他曾经有过迷茫、失误与苦闷，但是经过深思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与帮助，终于找到了真理。 而一经找到了真理，他便义无反顾，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为实现真理而英勇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闻一多博学多才，除新诗与古文学研究外，在美术、戏剧、书法、篆刻等方面也有相当高深的造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百度百科—闻一多

1、闻一多酷爱读书 闻一多酷爱读书，并且读起来就会“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娶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找不到。 大家只有分头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而当时的闻一多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正看得入迷，竟然忘记了举行婚礼的事。 2、最后一次演讲 1946年7月15日，在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 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 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3、怒写“七子之歌”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4、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就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 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就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 告到法院虽然胜诉，可就是店老板还就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就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 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就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有人说：“国家就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就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 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就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就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5、投身革命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 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闻一多新婚那天，亲友纷纷前来贺喜。好久了，还不见新郎，大家以为他更衣打扮去了。当迎亲花轿快到家时，人们才在书房找到他，原来他仍然穿着旧长袍在看书。家里人说他一看书就“醉”。众所周知，在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殉难的追悼会上，面对反动派的无理取闹，肆意捣乱，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作了一次震憾全国的即席演讲。演讲结束后，闻一多先生也不幸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害，那一次演讲也就成了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讲。虽然闻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但其浩然正气激励着无数爱国志士与后来者，使他们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奋力拼搏，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一样的敢为正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的奋斗，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今天和平的新中国。
　　演讲中，闻一多先生在严厉声讨反动派的无耻罪行和卑劣行径的同时，也高度颂扬了李先生为民主与和平而献身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号召广大民人民站起来，一起与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其无论是在演讲的思想内容还是在演讲的语言技巧上，都可以说是一次杰出的演讲，是值得探讨的。下面是我对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的一些感想。
　　开篇，开门见山，别致新奇。既然是悼词，一般来说，开始是致哀或者述亡者的生平。但闻先生却别出心裁，一反常规，采取“开门见山”的手法，先声夺人，直趋主题。“这几天，大家都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演讲者一开始便义正辞严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罪行。“最卑劣最无耻”、“失掉良心的中国人”、“偷偷摸摸地来暗杀”更是表现演讲者当时义愤填膺的愤怒，表明了立场和所持的态度，是支持革命的。
　　内容表达形式多变，各个小节都以其各自的形式为主题服务，思路清晰，脉络分明。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避免了繁杂拖沓之感，而且另有新意。
　　一、比手法的应用。演讲者把不同的人物置于明暗对比鲜明的角度，故意拉大两者距离，并赋予不同的情感色彩，从而达到更佳的表达效果。如在第二节中，“这是某集团的无耻，却是李先生的光荣！”把反动派与李公朴置于对比的立场，以反动派的“耻”衬托李先生的“荣”，又以李先生的“荣”反衬反动派的“耻”，两者互为作用。在强烈的对比中，表现对反动派愤怒与蔑视，和对李先生的赞扬，充分表达出闻一多先生大义凛然，爱憎分明的爱国主义感情。
　　二、心理的描述。通过心理的剖析，往往可以知道某些行为举止的真实意图。心理战术的抨击，往往也是最直接、最有杀伤力、最易致敌人于万劫不复的战术。演讲者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点。如在第四节中：“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的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样长的！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在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有恐怖啊！”他们“制造恐怖”，根本原因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心理的剖析，一针见血地戳穿敌人的虚弱本质，向时代证明敌人不过是只“纸老虎”，给敌人予压力，给人民予动力。
　　三、举例引证。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用事实说理，可以让反动派的把戏不攻自破，加强说服力。文本第三段中列举了“一二一”事件和李公朴被害惨案，赞扬李先生和昆明青年的伟大献身精神的同时，揭露反动派反革命、反人民、搞谋杀的险恶企图。第五段中，列举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例子，证明反动派必败、人民必胜的真理。
　　除此之外，这篇演讲还运用了丰富的语言的表现手法。例如：
　　一、感叹句的运用。闻一多先生的这次讲演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多用感叹句。用感叹句表达强烈地感情，是对反动派的无耻和卑劣行径的怒不可遏的血泪控诉，是对李先生殉难的悲痛和对李先生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的赞扬，是情感的喷发，是心灵的怒吼。感叹语句，短促而有力，表达效果强烈。
　　二、反诘句的运用。例如：“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运用反诘句，加强了肯定的语气，使感情表达更强烈、更震撼人心。
　　文本的结语写得锵铿有力。古人写文章都讲究“猪头，豹肚，凤尾”，所以，一般说来，好的文章必然会有好的开始和好的结局。闻一多先生在结束语中，把主题升华到另一个高度，“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以发出号令的形式向敌人发出一战到底的挑战，也在向世人宣告，不仅他闻一多，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将会站立起来，与反动派决一雌雄，同时表达了广大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纵观全场演讲，可谓感情强烈，到了激昂之处，其感情以肢体语言进行表达和发泄——捶击桌子（这是无声语言表达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情感愤怒到极点的声音），可以说，闻一多先生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在表达一种感情，一种思想。而且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多用口语，但又没有使演讲流于空乏、累赘。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讲！是一篇激厉的战斗檄文！是一个换起人民觉醒的施号令，同时也是爱国民主人士的战斗宣言！
　　演讲稿的一开头，闻一多先生便直截了当地连连发问：李先生遭此毒手究竟犯了什么罪，那些刽子手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而只敢偷偷摸摸地搞暗杀。其中接连的发问，问句中又夹带着感叹句，如山崩水泻，势不可挡，一开始就把演讲推向了高潮。又如：
　　诸位要请我辩论一下，人类已获得自由了吗？要辩论人走他自身的合法所有者吗？你们已经宣告了这一点。我还要为奴隶制是不正当的进行辩论吗？对于共和党人这难道还是问题吗？难道送个问题还要作为极难解决的问题，而不得不运用令人怀疑且艰涩难懂的正义原则来解决吗？今天在众多的美国人面前，把演讲划成A、B、C、D，再分成1、2、3、4，从相对、绝对、否定、肯定各个方面来证明人人都享受自由的天赋权利。那在人们眼里我将成为什么样子呢？这样做将使我显得十分滑稽，并将使你们的悟力蒙受奇耻大辱。苍穹之下，无人不晓：奴隶制于人类走不适当的。

1、臧克家与闻一多先生结缘 据田建国的《做人、做事、做学问》记载(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成立后第一次招生，国文考试有两个题目：《你为何考青岛大学》和《杂感》，两题任选一个。山东诸城籍考生、26岁的臧克家两题都做了，他写的《杂感》只有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杂感短小精悍，但富有哲理。 青岛大学国文系主任闻一多对臧克家的文章十分赏识，从中看到了臧克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文学潜质，于是便判给他98分的高分，为第一名，将数学考试考了“0”分的臧克家录取入青岛大学。要知道闻一多平素批阅试卷极严，在他手下的学生得5分、10分者不少，得个60分已很不容易了。 臧克家起初读的是外文系，因为记忆力差，他想转入国文系。当他走进闻一多的办公室时，看到不少想转到国文系的学生全部被拒绝了，心中不禁有些胆怯，没想到闻一多一听到他的名字便高兴地说：“你来国文系吧。” 千里马有幸遇伯乐，从此以后，臧克家就成了闻一多教授的一名高徒，后来成为著名诗人。 2、闻一多先生“醉书”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3、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演讲 1946年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闻一多不坚信自己的战友会这样快地死去。他流着热泪，不停地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 这时的昆明气氛异常紧张，有消息说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避一避。但是闻一多却大义凛然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说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将何以对死者，何以对人民！” 1946年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思考，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闻一多在讲演中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 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但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誓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他向在场的人强调：“此刻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天下午五时许，在回到西仓坡宿舍途中，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诗人、学者。生于湖北黄冈浠水。家传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1946年夏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8年8月，闻一多的遗著——《闻一多全集》出版，由朱自清主编。

闻一多读书成瘾，一看就“醉”，就在他结婚的那天，洞房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曾到中学兼课挣钱以补贴家用。但只教了一年就被学校以“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的罪名开除。朋友出主意：刻印章。 于是，昆明市的市面上，便出现了闻一多治印的“润例”。不过靠熟人弄来的小生意几乎挣不到钱。情急之下，闻一多备了一张桌子，打算去设摊。 闻一多的印摊只摆了一天，就被人劝了回来。可是不摆摊，一家人怎么生活？最后，校长梅贻琦联络朱自清、沈从文等11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刻印广告，让他在家里“设点”代人刻印。 广告定了“金石润例”之条例：“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爱好，加之又是大学教授出手刻印，生意便源源而来。两年多，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多方印。久而久之，闻一多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闻一多便自我解嘲：“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再苦也得刻呀！”

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曾到中学兼课挣钱以补贴家用。但只教了一年就被学校以“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的罪名开除。朋友出主意：刻印章。

于是，昆明市的市面上，便出现了闻一多治印的“润例”。不过靠熟人弄来的小生意几乎挣不到钱。情急之下，闻一多备了一张桌子，打算去设摊。

闻一多的印摊只摆了一天，就被人劝了回来。可是不摆摊，一家人怎么生活？最后，校长梅贻琦联络朱自清、沈从文等11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刻印广告，让他在家里“设点”代人刻印。

广告定了“金石润例”之条例：“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爱好，加之又是大学教授出手刻印，生意便源源而来。两年多，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多方印。久而久之，闻一多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闻一多便自我解嘲：“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再苦也得刻呀！”

1、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就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 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就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告到法院虽然胜诉。 可就是店老板还就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就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 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 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就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有人说：“国家就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 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就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 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就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就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2、失望之余，潜心象牙塔 国土一再被践踏，自己的人民一再遭杀戮，远在美国的闻一多待不住了。他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1925年，他提前结束了本该五年的留学生涯，急切地踏上回家的路。 然而，“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相继发生，无情地破坏了闻一多救国救民的愿景，他赖以支持自己的信念支柱倾折了。失望之余，他撂下了写诗的笔。 搁置起那些热血的文字，寄身于象牙塔，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甚至希望这古书中有济世救国的良方。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当时的青岛就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城市，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 当时的政府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给校方指责放纵学生。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找校长评理，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 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学校乌烟瘴气，闻一多遭受了不少攻击与，被迫辞职。 在青岛大学受到的伤害和刺激，一时难以抹平。闻一多再次回到了清华园，一方书桌，三尺讲台，小楼庭院，妻儿围绕。可就是安逸的生活并没有使闻一多忘记对中国时局的关注。 3、怒写“七子之歌”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4、最后一次的讲演 1946年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 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 闻一多在讲演中强烈谴责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就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 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就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誓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他向在场的人强调：“现在正就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天下午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闻一多遭特务多人狙击身亡。 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闻一多这个激情的诗人，这个热血的战士，就这样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 他的热血与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一起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洪流，染红了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正气之歌！ 5、回国任教 1925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 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从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 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 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1932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

一、躬心似水，笔耕世业 闻一多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长于诗词曲赋。闻氏家族几代同堂，家里办有私塾，家中子弟除学习《三字金》《四书》等传统教材外，还学习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新课程。“清白乃躬心似水，笔耕世业是家风”，闻家家训要求闻家子弟清白做人，朴实做事，心地善良，利用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 闻一多从读私塾起就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一捧起书本就如痴如醉，废寝忘食。他热爱祖国文化，尤其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便是在新婚蜜月中，他也整天不出门，不是看书就是读诗、研究诗。 在清华学校读书时，闻一多每逢暑假回家，他都把侄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背诗作诗。谁作得好，还给谁发奖品，奖品是他自己用的笔、梳子之类的小物件。 据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回忆，闻一多提倡“诗化吾家庭也”，只要有时间，就教妻子和孩子们学诗，用诗歌感染和熏陶家庭成员。闻一多讲诗歌出神入化，生动传情，不仅把自己融化到诗情诗景中，而且把孩子们和夫人，有时甚至连做饭的赵妈，都吸引进去了。至今一提起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闻一多的子女们就会倍感温馨，沉醉在无比幸福的漩涡之中。 二、勤俭持家，立德修身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不得不雕刻印章以补贴家用。久而久之，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有一段时间，家里饭桌上只有一锅豆渣炖白菜，偶尔吃到一点豆腐，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称它做“白肉”。 在昆明的那些年，闻一多先生一家不仅吃得苦，住得也很差。有一段时间，一家八口挤在普通农舍的楼上。晚上，小孩们打地铺，白天卷起铺盖，腾出地方吃饭和读书写字。 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望闻一多，看到他们家的居住条件这样艰苦，不禁为之动情。闻一多却念起了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冗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闻一多感慨地说：“教了好多年的杜甫诗，只有亲身体验之后，才能领会到杜甫的心境和胸怀。” 三、言传身教，德泽后人 在良好家风的熏染下，闻一多的后辈们都清白做人，朴实做事，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们中既有学者、教授，也有研究员。无论身在何方，身处哪个岗位，他们都不忘祖辈的教导，家风、家训的传承已深入骨髓。 有一次，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和夫人回浠水参加闻一多纪念活动，夫人误将宾馆房间与自己所带茶盒一样的小盒带回了北京，发现后，闻立雕专程去邮局将茶盒寄回了宾馆，并附言表达了诚挚的歉意。 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有一次，一名学者前来拜访他，不小心将一把雨伞忘放在他的办公室，时隔数月，闻黎明先生辗转多次，托人将小雨伞送还那位学者手中。 正如闻一多的三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所说：“我的父亲对我影响非常深远，他用他自己的言行教导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四、身处异乡，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告到法院虽然胜诉，可是店老板还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 毕业典礼上，惯例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有人说：“国家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 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五、失望之余，潜心象牙塔 国土一再被践踏，自己的人民一再遭杀戮，远在美国的闻一多待不住了。他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1925年，他提前结束了本该五年的留学生涯，急切地踏上回家的路。然而，“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相继发生，无情地破坏了闻一多救国救民的愿景，他赖以支持自己的信念支柱倾折了。 失望之余，他撂下了写诗的笔，搁置起那些热血的文字，寄身于象牙塔，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甚至希望这古书中有济世救国的良方。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城市，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给校方指责放纵学生。 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找校长评理，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学校乌烟瘴气，闻一多遭受了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在青岛大学受到的伤害和刺激，一时难以抹平。闻一多再次回到了清华园，一方书桌，三尺讲台，小楼庭院，妻儿围绕。可是安逸的生活并没有使闻一多忘记对中国时局的关注，并没有磨灭他爱国的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闻一多

一、第一则故事: 闻一多先生有一次给学生上课时，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不解。然而，闻先生却执意要问：2＋5＝？同学们于是回答：“等于……”闻先生说：“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7，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说到这里，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国画叫学生们欣赏。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点。先生指着画说：“从整幅画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学生们听罢，恍然大悟。原来闻先生用这个简单的算式形象地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的容量是不能像数学公式那样计算的。文学艺术作品贵在储蓄，要给人们以广阔的想象余地。 在上述这幅画中虽然只画了七匹马，但是，通过艺术手法，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万马奔腾的热烈场面，这就是想象的作用。 二、第二则故事: 闻一多先生教子方法也别出心裁，堪称一绝。 据曾经跟闻一多先生一起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采风的马学良先生回忆：“那时每天记录完毕以后，回到宿营地，稻草铺在地上，闻一多先生老叫我同他在一起整理文献。 我们点着蜡烛，整理完才睡觉。他总是支着一只脚，挑脚上的水泡。挑完了，他把挑下来的脚皮，用一个小袋子装好。” 从水泡上挑下的脚皮可谓登不得大雅之堂，一般人避之而惟恐不及，可为什么闻先生却视之如宝呢？ 后来，马学良先生才知道闻一多先生这些脚皮的用处：等到它们集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将其寄给自己的孩子，目的是让孩子们记住闻先生所受的苦。 作为一个父亲，闻一多先生没有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万贯家财，然而，满袋的脚皮，满腔的父爱，是后代们一世都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三、投身革命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四、枪杀遇难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 他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闻一多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 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扩展资料：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 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主要成就： 在创建格律体时，闻一多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就是三美：诗的实力不独包括着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 音乐美是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说表现的美，包括节奏、平仄、重音、押韵、停顿等各方面的美，要求和谐，符合诗人的情绪，流畅而不拗口——这一点不包括为特殊效果而运用声音。 绘画美是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画面。 建筑美是指针对自由体提出来的，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应该一样长——这一样长不是指字数完全相等，而是指音尺数应一样多，这样格律诗就有一种外形的匀称均齐。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闻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