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康熙和曹寅是什么关系？

曹家是皇家的包衣，曹寅的妈是康熙的贴身保姆，曹寅年少时曾给康熙当伴读，青年时给康熙当侍卫。
康熙六次南巡，四次住曹寅家里，这是无上的荣耀，也是无尽的灾难——五次接驾严重透支了曹家的财力，再加上家族自身的挥霍无度和官场结交，导致欠国库巨额欠款，康熙晚年曾帮曹家还过欠款，但由于欠的太多，加上家族自身败落，最后被雍正（六年）抄家。
《康熙王朝》《雍正王朝》里魏东亭的原型就是曹寅。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曹寅与康熙》以及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这两本书，分别是用一真一幻的方式，共同描绘了封建时代中，关于大家族的兴衰史，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也正是清王朝的时代剪影。我们通过本书可以了解到，康熙年间的包衣集团、密折制度、清朝江南的经济，清朝的官场以及康熙的治国手段，通过皇帝宠臣的一生，折射出巨大的历史命题。毫不夸张地说，曹寅是皇家包衣群体的典型代表，虽然从未在政治上出现过，但不置可否的，是那时的包衣集团与皇帝之间的互动，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官僚模式。而曹家之所以被选中，预演这个由盛及衰的历史悲剧，与其特定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上三旗包衣的身份，使得他们与皇室有着亲密的联系，又因为皇恩浩荡，使家族完成了原始积累，继而一步步走向辉煌，但最终却因为失去了当权者的信任而衰落。 这本书的主人公曹寅，也许有些人并不熟悉，但说起他的孙子曹雪芹，相信大家就不陌生了。他可是《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是什么样的存在，相信不必多说大家也都知道，即使在乾隆年间，小说被文化人嗤之以鼻的时候，《红楼梦》也依然是当时上流精英们，争相阅读的巨著，可见其影响力非同一般。而在今天，红学研究也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曹雪芹声名在外，他的爷爷曹寅也是康熙王朝，比较富有传奇经历的人物。像各大影视作品中，让人耳熟能详的康熙微服私访，六次下江南，其中有四次都是曹寅负责接待、安排的。 这在《红楼梦》中也被提及，比如脂砚斋第十六回就有批注：“借省亲事写南巡”。能够全权负责帝王的出行接待工作，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的差事，由此也可以看出，曹寅对于皇帝康熙、以及当时的政权，都是相当重要的。之所以说《红楼梦》与本书是一虚一实，也是有原因的。毕竟，曹家的巅峰是曹寅及其祖先，日积月累而来的，这点也通过红楼梦映射了出来。当然，《红楼梦》在乾隆年间，之所以能引发那么大的影响，除了作品的可读性与价值，还有一点就是，满足了当时上流社会精英的好奇心。 曹寅及其祖先因为都是包衣出身，所以才成了皇帝的家奴，而曹寅与康熙之间的发小关系以及私人情感，也让才华横溢、忠心耿耿的曹寅得以步步升迁，并带领曹家走向了辉煌时刻。然而，盛极必衰，由于曹寅的离世，后人的无能，曹家终还是失信于帝王，落得被抄家的下场。 当然，这期间少不了种族矛盾，社会冲突以及政权方面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为大家，深层次剖析康熙盛世下，曹寅与康熙之间微妙的主仆关系。 首先，我将为大家解读本书第一个重点：包衣在清朝政权中意味着什么，曹寅的先祖是如何成为包衣的？以及曹寅成为康熙宠臣的原因。 曹寅，我们前面提到过，他是曹雪芹的爷爷，我们也说过，《曹寅与康熙》和《红楼梦》这两本书，是用一真一幻的方式，共同描绘了封建时代中，关于大家族的兴衰史，而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也正是清王朝的时代剪影。而曹寅，就是清王朝，也就是康熙年间，从未在政治上出现过的人物，他代表的是一部分，有着皇家包衣身份的群体，那么，曹寅的祖上为何会成为包衣呢？这自然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了。 关于康熙帝与曹寅之间的关系，史学家们说法颇多，但有种说法认为康熙对曹寅的才华是比较欣赏的。作为一个喜欢美好事物的人，曹寅的文学素养还是值得认可的。作为一个爱才的君王，才华横溢、学富五车的曹寅，自然得到了康熙帝的赏识。 除了私人感情方面的因素，政治因素也是最不容忽视的，毕竟对于一代帝王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对皇权的巩固。那，康熙登基的时候，面临的是怎样的政治形势呢？简单四个字，说明了一切，那就是内忧外患，而且还是多种因素，威胁着政权的稳定。对外，有蠢蠢欲动的藩王和极端的宗教组织；对内，有意图篡权的大臣，以及汉族与满族之间的矛盾，稍有不慎就会一触即发。在这种形势下，康熙作为政权的最大掌权者，可以说是如履薄冰，所做任何决定都要考虑再三。然而，皇帝不可能凡事都亲力亲为啊，他毕竟也是精力有限的凡人。很显然，培养心腹就成为康熙帝内心最为思虑的一件事，他需要一个心腹，去协助他完成政权上面的稳定。而曹寅，就是康熙看上的那个，最具条件的人。虽然康熙帝是少数民族，而曹寅是汉族，但曹寅却是从先祖开始，就已经是皇朝的包衣了。包衣的概念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在忠诚度方面，完全是值得当权者去信任的。 有句话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关于曹寅与康熙，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他们的主仆关系在那个时代更具代表性，无论是奶娘的孩子，从小的玩伴，亦或是后期的君臣关系，甚至是政治密探，曹寅的身份虽在不断转变，但却阻碍不了他与康熙之间的命运牵连。而从康熙六次下江南，四次都由曹寅接待，还有晚年两人的书信往来，他们之间的真情流露以及病危送药，都传递出主仆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这种情感并不能单纯地用铁哥们或者心腹、宠臣来形容，毕竟作为帝王除了情感更看重的还有能力和衷心，这点在曹寅死后曹家后人能力不足导致了家庭衰落可以看出。但却并不妨碍两人之间的关系，成为历史上典型的主仆关系，也成为那个时代，主仆关系的一种缩影。

　　曹寅十六岁时入宫为康熙御前侍卫，一说曾做过康熙伴读，曹寅与康熙这对少年君臣在幼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也是曹寅一生深得康熙信任的主要原因之一。康熙二十九年任苏州织造，三年后移任江宁织造，康熙四十二年起与李煦隔年轮管两淮盐务，凡四次。康熙后四次南巡皆住曹寅家，曹寅病危时康熙特赐奎宁，并派人星夜兼程由北京送到南京，可惜药未到，曹寅已卒。曹寅为人风雅，喜交名士，通诗词，晓音律，主编《全唐诗》，有《楝亭诗抄八卷》、《诗抄别集四卷》、《词抄一卷》、《词抄别集一卷》、《文抄一卷》传世。一说戏曲《虎口余生》与《续琵琶》为曹寅所著。原配顾氏，早卒，后娶李煦父李士祯族弟李月桂之女李氏。
　　曹寅喜好文艺，又爱好藏书，他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他的代表作有《楝亭诗钞》、《楝亭词钞》等 。曹寅深厚的文化教养和广泛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曹家的文化艺术氛围。此时的曹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然而，就在这繁华的背后，已是潜伏着危机，由于曹寅的日用排场，应酬送礼，特别是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驾等等，在经济上给曹寅造成了巨额的亏空，甚至可以说，曹寅已经给曹家种下了衰败的祸根。
　　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六（公元1709年），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噶礼要求公开弹劾曹寅，康熙当然不会批准。但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需设法补上亏空。
　　曹寅面对茫茫债海，已经无法弥补，也没有能力挽回局面。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一病不起，死在扬州。李煦奏折上说：弥留之际，核算出亏空库银二十三万两，而且曹寅已经没有资产可以补上。
　　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免遭搬迁的损毁，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亲自主持将曹寅的四侄曹頫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同时康熙又让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代管两淮盐差一年，用所得的银子补齐曹寅生前的亏空。
　　就在曹寅去世的当年，即康熙五十一年，其于二月进京述职，携长子曹颙南返。曹寅去后，康熙命曹颙任江宁织造，至卒，康熙又命其弟曹頫继任。
　　清朝时轰动朝野的《全唐诗》、《佩文韵府》和《全唐文》三部古籍巨著，分别于康熙、嘉庆年间在扬州刊刻而成。近日，市档案局清史工程中整理抢救出的《清宫扬州御档选编》不少奏折，描绘了当年扬州刷印业高度发达的盛景。
　　青岛市档案局副局长、文史专家魏怡勤经过对“御档”精心研究，昨天向记者解读了这三部古籍巨著在扬州校刻的全过程。
　　扬州诗局为何设于天宁寺？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江宁织造、通政使司通政使，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在扬州创办了一个大规模的编校出版机构——“扬州诗局”，奉旨校刻《全唐诗》。“扬州诗局”就设在扬州天宁寺里面。
　　康熙四十四年的三月十九日，“上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九人分校。”曹寅奉旨后，即积极着手筹备。当年至次年期间，曹寅所上的奏折很多内容与刊刻《全唐诗》有关。
　　据史料称，曹寅把“扬州诗局”设在天宁寺里，是因为天宁寺内就有巡盐御史的行署，属于两淮巡盐御史的房产，而且10多年前孔尚任曾住在天宁寺东廊待漏馆。这样既不用出去另找房子，也便于管理，有利于提高校刊《全唐诗》的质量，加快校刊《全唐诗》的速度。
　　《全唐诗》究竟何时开刻？
　　《全唐诗》开刻时间问题一直有争论，而清宫扬州御档的解密，使这个历史疑团迎刃而解。
　　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曹寅四十四年(1705)五月初一日折云：“恭蒙谕旨刊刻《全唐诗集》，命词臣彭定求等九员校刊。臣寅已行文，期于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局……”可以看出，五月初一日，天宁寺开刊刻《全唐诗》书局，但校刊工作并未完全开展。
　　另从其他档案资料可以看到，编校词臣是陆续到位的。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奏折：“校刊全唐诗，现今镂刻已成者，臣先将唐太宗及高、岑、王、孟肆家刷印，装潢一样贰部进呈。其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伏候钦定，俾臣知所遵行。”康熙帝朱批：“知道了。样本都改过发回。”
　　《全唐诗》大规模的刊印工作自此开始。扬州诗局进入刊刻工作的高峰期，实际上是在康熙四十四年十月以后。
　　《全唐诗》何时刊印完毕？
　　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曹寅多次上奏康熙，请示刊刻事宜。康熙四十五年(1706)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说：“又诗局翰林官等，校修唐诗，今年可以竣事。”到了七月初一奏折：“遵旨校刊全唐诗集，目下刊刻只剩五百余页，大约本月内可以刻完，八月内校对错字毕，即可全本进呈。共计有十二套，除春间所进二套外，又校对得六套，谨装订进呈御览，伏求圣训俯鉴错误，指示臣等，使得刊改归正，以成一代之书。”康熙帝朱批：“刻的书甚好，等细细看完序文，完时即打发去。”至此，《全唐诗》的校刻工作已接近尾声。
　　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奏折：“今有刻对完全唐诗九十套，进呈御览。其余俱已刻完，月内对完，即行刷印进呈，合并奏闻。”《进全唐诗表》说：“于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日书成，谨装潢成帙，进呈圣览者。”
　　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十六日（5月17日，康熙《御制全唐诗序》写成颁发，补刻诗序，冠式书前。《全唐诗》的刊印工作即全部结束。
　　刊印速度和质量如何？
　　今本《全唐诗》900卷计9814页，除去先前所试刻少部分外，平均每月刊刻在1000页以上，这个速度在雕版印刷时代是相当快的。
　　从奏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全唐诗》异常重视写刻质量。
　　曹寅上奏康熙时说：“臣细计书写之人，一样笔迹者甚是难得，仅择其相近者，令其习成一家，再为缮写，因此迟误，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当时正流行软字精刻风尚，曹寅于康熙四十四年七月专门召集文人训练名手缮写和雕刻《全唐诗》，《全唐诗》字体借鉴欧体、赵体风格，秀丽、俊逸且900卷前后字体几近一致，因为字体风格独特、印刷精美、校勘谨严，也为其成为清代雕版史上的典范之作奠定基础。
　　曹寅何时何因去世？
　　为了更好地昭示自己的文治武功，玄烨又于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命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等，于扬州开刻《佩文韵府》。之所以把刊刻地定在扬州，恐与曹寅曾在扬州校刻《全唐诗》，所刻书令康熙十分满意有关。
　　曹寅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初三日（5月7日）奏折称：“《佩文韵府》已于三月十七日（4月22日）开工刊刻。”此则奏折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佩文韵府》在扬州开刻的准确日期。
　　至于刊竣的日期，我们可以从档案书籍中找到答案。据《清宫扬州御档选编》载，李煦在“奏为御颁佩文韵府在扬州刊刻公竣装箱进呈等请旨事”一折中称：“窃臣与曹寅、孙文成奉旨在扬州刊刻御颁《佩文韵府》一书，今已工竣。谨将连四纸刷订十部，将乐纸刷订十部，共装二十箱，恭进呈样。再连四纸应刷钉若干部，将乐纸应刷钉若干部。”
　　此奏折还说明《佩文韵府》的雕印任务是曹、李、孙三人共同奉旨承办的，书局的初期刊刻工作由曹寅主持，但不久曹寅病故。李煦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十八日（8月19日）奏曰：“江宁织造曹寅于六月十六日（7月19日）自江宁来扬州书局料理刻工，于七月初一日感受风寒，卧病数日，转而成癯，虽服药调理，日渐虚弱。”七月二十三日又上奏：“曹寅七月初一日（8月2日）感受风寒，辗转成癯，竞成不起之症，于七月二十三日（8月24日）辰时身故。”
　　曹寅未能主持工作至《佩文韵府》完工，曹寅卒后，李煦主持刊刻工作，直至竣工。
　　实际上，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初十日全书已刻完，康熙在看完样本后，朱批道：“此书刻得好的极处。”至此，《佩文韵府》的刊刻工作全部结束。
　　《佩文韵府》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二月在京开编，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在扬开刻，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九月刊竣，前后历时近十年。
　　《全唐文》为何称“扬州官本”？
　　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80年后，嘉庆皇帝也用其曾祖的办法，命两淮巡盐御史阿克当阿，在扬州刊刻《全唐文》等内府古籍。
　　与《全唐诗》相比，《全唐文》投入了更多的编撰力量。先后参与编撰者近百人，其中既有词章名家法式善、周之琦、秦恩复等，又有渊博学者阮元、徐松、胡承珙等。该书编成后，即颁发扬州，由督理两淮盐政阿克当阿等负责校刻，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成，此即后人所称的“扬州官本”。
　　翻阅《清宫扬州御档选编》，收录有关《全唐文》的奏折计三则，其中《奏为校刊钦定全唐文告成奉旨赏还顶戴谢恩事》一折，除了让我们知道嘉庆帝对刊成的《全唐文》非常满意之外，还得知另一件事：阿克当阿和苏楞额二官员因刊刻《全唐文》有功，嘉庆帝赏还了两人的顶戴，官复原职。

　　有清一代，随着汉满文化的交融，涌现了不少满族藏书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栋亭曹寅。
　　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栋亭。其先世为汉族，自其祖父起为满洲贵族的包衣（奴仆），隶满洲汉军正白旗。父曹玺任江宁织造时，尝於署内手植栋树数株，清绿可爱，因结亭其间，名曰："栋亭"。母孙氏，为康熙乳母，故曹寅自幼有机会入宫做康熙的伴读，以后又继袭其父为江宁织造。
　　曹寅好读书，亦好藏书。任江宁织造期间，广泛结交汉族士子，其中不乏藏书名家，如徐乾学、朱彝尊、宋牧仲、王士祯等。曹寅常向他们借抄藏书，尤其是朱彝尊的曝书亭珍秘，曹寅几乎都抄有复本。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栋亭掌织造、监政十余年，竭力以事铅斩，又结交朱竹垞、曝书亭之书，栋亭皆钞有副本。以予所见，如《石刻铺叙》、《宋朝能鉴长编纪事本末》、《太平寰宇记》、《春秋经传阙疑》、《三朝北盟会编》、《后汉书年表》、《崇祯长编》诸书，皆钞本；魏鹤山《毛诗要义》、《楼攻愧文集》诸书，皆宋椠本。"当然，投桃报李，互通有无，曹寅亦将自己的藏书借给朱彝尊抄录。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描述说："绿树芳秾小草齐，楝花亭下一尊携。金风亭长来游日，宋椠传钞满竹西。"曹、朱二人以书会友，遂为莫逆之交，书林传为佳话。
　　经过长年的努力，曹寅终于藏{去下加草的上部分}古本愈万卷，坐拥书城，悠游栋亭，好不自得。《栋亭诗钞》卷二《和芷园消夏十首》有《曝书》一诗："十五年间万卷藏，中年方觉曝书忙。遥怜挥汗缤处，时有微风送古香。"康熙四十四年（1705），曹寅曾编有《栋子亭书目》四卷，分三十六大类，计著录有藏书三二二七种。有《辽海丛书》本。
　　《全唐诗》书成后，曹寅有感於音韵对於诗歌创作的重要，乃备辑前人文字音韵之书《大唐益会玉篇》、《大宋重修广韵》、《集韵》、《类篇》、《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种，刻成《栋亭五种》，每书印都印有《栋亭藏本，丙戌九月重刻於扬州使院》印记，以后又刻有《栋亭十二种》以及单行本《隶辨》、《毛诗要义》等。
　　曹寅殁后不久，曹家因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被抄家籍没，栋亭藏书亦随之散出。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云："乾隆己丑五月二十三日……从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都有'栋亭曹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齐昌龄图书印'。"昌龄即富察昌龄，字敷槎，号堇齐，曹寅外甥。以后孙星衍、丁日昌等都曾收藏过栋亭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