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口号是什么？

他在阐述进化论的同时，联系中国的实际，向人们提出不振作自强就会亡国灭种的警告。严复在按语中指出，植物、动物中都不乏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例子，人类亦然。人类竞争其胜负不在人数之多寡，而在其种其力之强弱。面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严复尖锐指出，中国再也不能不看实际地妄自尊大，一味大弹“夷夏轩轾”的老调，弄得不好，就会亡国灭种。《天演论》告诉人们亡国灭种的威胁，但又不是无所作为的悲观主义，它启示人们，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强力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县人，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 、新法家代表人。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在李鸿 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 学、政治 学、政治经济 学、哲 学和自然科 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 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他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1866年，严复考入了家乡的马尾船政后学堂，主要学习驾驶专业，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茅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
　　1879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1889年后捐得选用知府衔，并升为会办、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
　　回国后，严复于1905年任皖江中学堂（今芜湖第一中学）的监督（即校长），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
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民国四年，严复参与袁世凯帝制运动，为筹安会之发起人，因之名声失坠，一落千丈；至1920年赴福建避冬，1921年10月27日殁于福建，终年68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目前严复的故居，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郎官巷中。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家乡的船政学堂，接受了广泛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论》的翻译工作。他的译著既区别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观。在《天演论》中，严复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号召救亡图存。译文简练，首倡“信、达、雅”的译文标准。主办《国闻报》。“与天交胜”在当时的知识界广为流传。他的著名译著还有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受袁世凯命担任北大校长之职，这也说明严复在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这样一种对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更深一层的忧虑，严复曾经试图将北京大学的文科与经学合而为一，完全用来治旧学，“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严复提出的口号如下： 这个口号是“救亡”。1895年，严复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喊出了“救亡”的口号，为此后将近半个世纪内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奏起的最响亮的旋律。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激发人们的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才有这个口号的诞生和流传。 呼吁变革： 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 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

是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 学、政治 学、政治经济 学、哲 学和自然科 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是中国近代 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提倡“立法为民 ,以法治国” ，宣传自由平等的法律宗旨 。树立人民主权思想 ,开拓中国近代法制观念。 扩展资料 :人物评价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诸多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先后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 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他的功过是非与成败得失，值得后世用心研究总结。虽然研究严复的论著已为数不少，但相对于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显赫地位而言，还远远不够，尚待学界进一步挖掘材料、变换视角、革新思维，做出更为全面公正的评判。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严复

　　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乳名体干，初名传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后名复，字几道，晚号野老人，福建侯官（后并入闽县，称为闽侯，今福州市）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严复系统地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他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著作。他的译著在当时影响巨大，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启蒙译著。严复的翻译考究、严谨，每个译称都经深思熟虑，他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深远影响。

　　著作：
　　天演论序《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
　　《原强》，《直报》，1895年
　　《辟韩》，《直报》，1895年
　　《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
　　《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
　　《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
　　《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
　　《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
　　《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
　　《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
　　《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
　　《严几道诗文钞》
　　《愈野堂诗集》
　　《严几道文集》
　　《严译名著丛刊》
　　《侯官严氏丛刊》
　　《侯官严氏丛刻》
　　《严侯官先生全集》

　　翻译：
　　严复总共译有八部西方作品，合称“严译名著八种”。严复对自己的译著颇有自信，曾在信中说：“且彼中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可为者。”。严复译书的稿费大都用于偿还债务。
　　钱钟书说严复“三难原则”是大师支谦所著〈法句经序〉里的“雅、严、信、达”来的。有学者像伍蠡甫、邹振环皆指出苏格兰法学家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 1747-1814）在一七九一年出版的《翻译原理论》（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的“三条翻译通律”（the Three General Laws of Translation）对严复的影响很大。
　　俞政曾在《严复译著研究》一书中指严复有多处“误译”[6]。俞政在书中亦表示“严复一生著、译甚多。他在翻译西方论著的时候，常常掺杂己意，还要附加大量按语；有些译作甚至带有不同程度的改编（如《天演论》、《名学浅说》）：因此，人们把他的翻译作品称为译著。意思是说他的译作中的不少内容相当于他的著作，反映的是他自己的思想。”

　　国歌编写：
　　1911年（宣统三年），皇帝下诏旨令典礼院和礼部各衙门创作“国乐”。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三）同年八月十三日正式“谕旨颁行”，名为《巩金瓯》（The Cup of Solid Gold）。严复正是这首国歌的作词人。

　　山间行草在《文学上最有影响力的翻译家：改变一个时代的译者严复》里写到：“而历史上所不会忘记的严复，是翻译家严复。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开始大量译述西方重要思想著作，……而他为译事所立下的‘信达雅’三原则，解读歧义虽多，恐怕迄今仍是最多人奉行的原则。”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他（严复）的脾气很不好，喜欢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起，……他托人向蒯礼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给他。后来他说：要他还债，他哪里还得出，现在他正译了几部书。自己既没有钱出版，给人家印也没有受主，蒯君道义之交，就把这几部所译的书，作为偿债之资吧。那时蒯也承受了，不过那是译稿，要印出来卖给人家，方能值钱，这些译稿，计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学》《原富》等等的几种书。”
　　严复1890年致四弟观澜信中也说：“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
　　王栻称他是“顽固反动的愈野老人”（见氏著《严复传》，页124）。严复的朋友熊纯如作媒，想将侄儿洛生与严女瑸（香严）结婚，洛生认为与严女先见面后，再定婚约，严复却表示“明白回复，告以不能”，又说“吾俗向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严复集》册三，页689）。最后这椿美事遂不了了之。
　　严复在抗辛斋《学易笔谈二集》序文中表示：“时项城（袁世凯）甫练兵于小站，值来复之先一日必至津，至必诣菀生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见《严复集》册二，356页）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引《后孙公园杂录》说，“严氏几道（复），游曲阜孔林，获周宣王冕旒，归进项城曰：此姬周八百年中兴圣主宣王之古冕也，在曲阜出土，敬呈大皇帝，愿朝叶延绵，威德赫奕“又说“论帝制兴共和，贯串中西名理，自立学说，亦创论也。曰中西史册，母后临朝，国亡政乱，属阴类也。”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中引严复之言：“吾与袁公交，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