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图书馆,文学古籍刊行社纸型是什

《古文观止》是清康熙年间吴乘权、吴大职编造的一部古文读本，凡十二卷，收录自先秦至明末的散文二百二十二篇。吴乘权字楚材，吴大职字调侯，二人是叔侄，《古文观止》是他们教授弟子诵读古文的讲义。 清代《古文观止》的刊本有鸿文堂本、映雪堂本、文富堂本和怀泾堂本，民国以来，印本尤多。建国后，《古文观止》据映雪堂本由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整理出版，1958年，此书转由中华书局出版，当时是繁体字竖排本，1987年中华书局版本的《古文观止》(全二册)安平秋点校本，是在中华书局排印本基础上进行的，为简体横排本，

张元济早年中进士,点翰林,激于时势,抨击时弊,参与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被革职。1901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他主张教育救国,启迪民智,苦心孤诣,矢志不移。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文化事业机构。张元济在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张元济在参与戊戌变法时，便树立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 想，举办“健社”、“西学堂”，后任职于南洋公学堂。但在腐败的旧中国，这种通过政治途径进行改良的理想，没有最终实现的可能。于是张元济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 实现他的智民之举。通过对编辑文化功能的认识，张元济确立了他的编辑宗旨，即“以扶助教育为己任”。 他 认为，办教育就应当编辑出版编写得体、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适合中国国情的教科书。张元济提出，要杜绝当时的两种通症，一是滥读四书五经，一是用洋人课本。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不能采用四书五经和那些宣传基督教教义的课本，要采用西方的各种学术，和中国的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编新的课本。博采众长，推陈出新，是张元济编辑教科书的主导思想。 张元济不仅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且注重新式教科书修身养性之功用。他认为，编制中小学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修身教科书，是培养国民新的伦理道德的最有效的措施。以商务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例，课本内容以提倡爱国、提高民族素质、宣扬中华传统美德、普及科学知识为特色。通过学习本国历史，“以养其爱国保种之精神，而非欲仅明了盛衰存亡之故”， 发挥新式教科书使“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他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共和国课本新理 科》、《最新格致教科书》等一系列教科书。直到解放，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 6/10，为普及新知，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昌明教育生平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成为张元济开启民智、传播新学的编辑宗旨的最好写照。 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 张元济提出了“喜新厌旧主义”。 19世纪初，西学开始传入中国。张元济早年曾进翰林院，饱学中国古典文学。而他作为一个编辑家，却积极接受和传播了新思想，充分体现了他“喜新厌旧”的编辑思想。他重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译介，编辑出版了严复的《天演论》 、 《群学肆言》、《社会通诠》、《法意》、《日本法规大全》等，还推出《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商业丛书》、《战史丛书》等一系列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同时他还主持编 辑了《东方杂志》、《绣像小说》、《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顺应时代潮流的刊物。这些活动都充分体现了张元济与时代结合的编辑思想。在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编辑面临着知识老化、思想观念陈旧的问题，我们应当借鉴张元济的编辑思想，以宽容之心和发展的眼光来对待新事物，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实现编辑主体的现代化。 其次，编辑不应仅局限于顺应潮流，更应有超前的意识。敢为时代先，开时代之先河，这才是开拓创新的真正要义。1902年清廷发布新学堂章程后，各地新式学堂纷纷创办，张元济以编辑家敏锐的眼光，立即与高梦旦、蔡元培一道编写了《最新教科书》，包括国文、修身、珠算、笔算、格致 、理科、农业、中外地理等，风行全国。直至1906年，清政府学部才公布第一批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在公布的102种书目中，商务版占54种。新式教科书的编制实为张元济的创举，他开启了近代中国出版新式教科书之先河。对注音字母的普及推广，也体现了张元济的开拓精神。他认为，“注音字母亦促进教育之一事”。由于他的重视，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9月率先推出国内第一部《国音字典》和《国音学生字 汇》，当时的教育部却在两个月后才正式公布注音字母。次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法国语教科书》，首册即是以注音字母为内容，作为在初级教育中推广注音字母的教材。1921年上半年，又出版了《国音学讲义》、《实用国音学》、《国音方字图解》、《国音浅说》 、《注音字母片》等十余种书籍。从这些举措中可以清楚看到张元济不泥常法、勇于开拓 的编辑思想。 编辑的创新活动，是编辑主体意识最突出的表现，它有助于出版社树立品牌、形成特色。正是由于张元济的不断开拓创新，编辑出一大批有鲜明时代色彩的图书，商务印书馆才成为晚 清以来传播新知新学的重镇，从而在中国现代社会思想和学术变迁过程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张元济的编辑宗旨是坚定的，即普及教育、开启民智，但作为一个实业家，他也并不讳谈“ 利”字。1901年张元济编辑出版了严复译的《原富》，书中阐述了广义的“理财之道”，认为文明的利己和道德公义之间并无鸿沟，企业家建设性的努力富强国家与利己是一致的。这实 质上成为他“兼济义利”编辑思想的理论基础。张元济十分重视广告的作用，以实现良好的 经济效益 。以花费他三十年心血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以下简称《衲史》)这部巨帙为例 ，1932年11月4日张元济在给丁英桂的信中说，《东方杂志》所登《衲史》广告“仍战前之言，殊有不合，赶紧停止，改 撰 ”，“以后关涉是书广告,务先送敝处看过再发，以免歧误”。在张元济的指挥下，商务印 书馆在 《申报》上大造广告声势，超过各家同行。1930年6月1日《申报》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衲 史》广告，6月中旬到8月底，每两三天就在头版登半版广告。广告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促销手段，其内容设计也应多样化。 《衲史》在《申报》上印上了百衲本与殿本对比的校样，内容每次更换，还附有北平、南京、沈阳、汉口等地报刊对《衲史》的评论摘要。此外还印制大批《衲史》校样，采用与《衲史》同样的六开线装本，内容除序言之外，有各 史版本介绍，还特别在各史中选出一二页样张，用红线划出殿本缺、脱、错误之处，在栏 外再用红字作说明，使读者对两种本子的优劣一目了然。样本一面有目的地分赠各地藏书家 、学者、学校、图书馆，一面放在发行所及各分馆营业大厅，任凭读者索取。张元济的多种营销手段，对销售《衲史》起了很大作用。据1930年9月17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信中所载，《 衲史 》仅发售预约就售出一千余部。 在张元济所处年代中，书业界同样存在着激烈竞争。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两大书业巨头的竞争一直持续了三十几年。面对竞争，张元济坚持重义轻利、义利兼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编辑原则，实际是追求一种大利：即既注重图书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品 位 ，又与市场紧密联系，实现文化追求与商业利益的结合。因此，市场竞争不应成为有些编辑舍弃文化价值的借口，竞争是对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即编辑要兼具文化意识和市场意识 ，张元济重义轻利、义利兼顾的编辑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张元济认为，图书质量是衡量编辑人员水平的重要标准。他在编辑活动中，把图书质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对古籍的编校过程中。由他组织编纂的《四部丛刊》、 《 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稿》四大丛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编校质量的精良，为世人所称道。整理古籍，选择善本很重要，找不到较好的本子做底本，就会以讹传讹。张元济以“书贵初刻” 作为选择底本的原则。在“书贵初刻”的同时又不能拘泥于宋元旧版，不同版本必须经 过反复对比，择善而从。有的明嘉靖、隆庆以前复刻的宋本“其字清朗，首尾完具，学者得之， 引用有所依据”，就应当取明本而舍弃过于模糊残缺的宋元版本。他在搜访善本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进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觐，辄影印之。后有善者 ，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张元济编校古籍，不仅要求书籍内容精确无误，而且对装帧也十分讲究，重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主张版框四周空白“俱宜宽展，否则蹙紧眉头，令人一见烦恼”。 他反对“借口推广文化，谓出版之事，不惟其精而惟其廉”。 在准备影印《册府元龟》时，他认为 《册府元龟》“本甚精湛，但晒出样张，大为减色”， 要平版厂邀请懂化学的人研究改进。《居易堂集》抄补缺页，他嘱要模仿原书字体补全。他发现《太平御览》格子过小，行数甚密，过于束缚，殊欠生动，要平版厂重写，“将格子放大，落笔较为自如”， 对其所用纸张，主张“选最为适宜之品，不宜省钱”。

青少年时期的马裕藻，因父亲马海曙事业有成，延请浙江杭县叶瀚在家中设馆，讲授四书五经等儒学传统经典，有幸受业于这位近代教育先驱、维新人物、著名学者，接受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启蒙教育。1898年，马裕藻、陈德馨夫妇到上海，结识了浙江籍的革新派人物蔡元培、章太炎、张元济、陶成章、夏曾佑、吴敬恒等人，其中蔡元培、章太炎对马裕藻一生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纵观马裕藻的一生，无论是思想学术上继承还是创新，无论是为人还是处世，都有蔡元培、章太炎二人的深刻烙印。1901年，张元济创建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主持编译所工作，邀请蔡元培为所长，蔡元培对比他小10岁的马裕藻十分赏识，遂聘他为编译所编辑主任。这是马裕藻走出旧书斋，投身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始。1902年，马裕藻在上海参加了蔡元培与张元济创办的鼓吹改良维新的《外交报》的编辑工作，同时介绍弟弟马衡、马鉴等从宁波老家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同年4月15日，蔡元培等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选为会长。中国教育学会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拟集合力量，编订教科书。马裕藻积极参加中国教育会的活动。1903年4月，俄国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企图长期霸占东北，并提出七项无理要求，拒俄运动爆发。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广大群众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俄国和清廷，在社会上公开宣传革命，成立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操练，马裕藻参加了义勇队。1904年11月，统一浙东各派的革命组织“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推举蔡元培为会长，马裕藻和陶成章、徐锡麟、鲁迅、许寿裳、柳亚子等人纷纷加入。1905年，浙江公费选派一百名学生留学日本，专攻师范，俗称“百名师范”。马裕藻夫妇双双入选，东渡日本。马裕藻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 1913年5月，马裕藻在“读音统一会”上率先提出《注音字母》方案获得大会通过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开始了他与北大的一生情缘。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进北大。此时，马裕藻已经在北京大学工作三年多了。据周作人回忆：“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马裕藻进北大后，努力营造“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氛围。有学者回忆，“每逢一学年的开始，马裕藻常常坐着黄包车，奔走于各派之间，一面联络旧交，一面网罗新进，折衷感动新旧之间，谦虚态度令人动容。”实际上，马裕藻是秉持了中国古代“君子和而不同”的观点，这也是他后来十分认同蔡元培的治校理念的内在原因。蔡元培主政北大后公开表示：“我对于各家之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并提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发刊词”）对于蔡元培改革当时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北京大学，北大教授反应不一，较为守旧的黄侃最主张余杭派独大，马裕藻、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则毅然站在蔡元培一边，从而使蔡元培的新主张对北大当时的教育改革和学术氛围产生了巨大影响。1915年冬，北大成立首届评议会，校长胡仁源为评议会议长。蔡元培主政后，为实行北大改革，进一步把北京大学评议会作为推动“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办学理念和治校体制的重要组织措施。当时，北大有四个机构负责管理校务，他们是负责立法的评议会，负责行政的行政会，负责教务的教务会和负责总务的总务处，其中，评议会的权力最大。于是，按照新的《北大评议会章程》，评议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权力机构，蔡元培校长为当然评议长，评议员由全体教授于每年第四季度投票选举产生，任期一年。马裕藻自1918年10月首次当选，至1926年，连续八年担任校评议员，在文科教授中，绝无仅有。作为资深的校评议会成员，马裕藻直接参与了北大各种政策、章程的制定乃至学科的废立，推动了北大评议会在集体领导、民主决策中积极发挥作用，鼎力支持了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洪流中，以北大为舞台掀起的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经过改革，北京大学“学风丕振，声誉日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并成为全国高等学府之翘楚。1919年5月4日，著名的“五四运动”发生。北京大学学生因当局对山东问题丧权辱国，从红楼后面的民主广场集结出发走上街头，和其它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一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集会于天安门，同时往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示威。驻日公使章宗祥适在，受学生痛打。当局命军警镇压，北大学生30余人遭逮捕。当天晚上，北京十四所学校校长，营救被捕学生，要求保释不允。蔡元培亲到警察厅交涉，愿以一人抵罪。当时的军阀当权派是段祺瑞。他主张严办学生，解散北京大学，更换各校校长，并扬言说要调廊房驻军某旅进京来镇压学生运动。蔡元培知事不可为，遂决意辞职。北大教授会和评议会于1919年5月9日召开紧急联席会议，一致决议挽留蔡元培，并推派马叙伦、马寅初、李大钊等八人为代表，赴教育部请愿。马裕藻当时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在争取挽留蔡元培校长，维护北京大学正常秩序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19年6月22日，教育部不得不派官员与汤尔和、马裕藻等北京大学师生代表赴浙江杭州，隆重迎接蔡元培回京复任。在这场闻名中外的伟大运动中，马裕藻与众多北大师生的爱国行动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1920年，马裕藻任北大国文系主任，任期14年。在职期间，马裕藻为国文系教授的聘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吴虞、鲁迅等名师都为马裕藻所聘任。除此之外，马裕藻还致力于弥合鲁迅与钱玄同、沈尹默和胡适、胡适与刘半农等之间的成见，调解新旧两派的关系。1921年12月，北大成立全校性的研究所，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和外国文学四门，有关院系牵头分门筹设，其中以国学门进展最快，培养了郑天挺、容庚、罗庸、商承祚、魏建功等一批卓然成家的优秀研究生。马裕藻对国学有精深的研究，学识渊博，且专于文字、音韵和训诂学，先后讲授国文预科、国学概要、中国古籍校读法、文字学等课程，著有《经史学目录》、《声韵概要》等著作。 1924年2月，杨荫榆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由于杨荫榆曾留学美国，把西方教会办女校的一些高压作风搬到女师大。8月，鲁迅退回了该校的聘书。杨荫榆的高压校规受到许广平、刘和珍等进步学生的反抗，她们毅然赴教育部要求撤换校长。1925年5月9日，杨荫榆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六个学生自治会员。这件事引起了兼任女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马裕藻等教授的强烈反对，为了声援女师大同学反对旧的专制思想的正义斗争，以马裕藻为首，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七位教授联名签署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京报》。许广平在她所保存的这一宣言的铅印件旁写有附注：“鲁迅拟稿，针对杨荫榆的《感言》仗义执言，并邀请马裕藻先生转请其他先生连名的宣言。”1925年8月6日，教育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1925年8月18日，北大评议会随即做出决议：章士钊为教育界罪人，北大与教育部脱离关系。1925年8月22日，马裕藻等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评议会布告》，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迫于北大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撤走进驻女师大的警察，并免去了杨荫榆女师大校长的职务。11月，章士钊被迫辞职，女师大学生返回学校。马裕藻等北大评议会成员与专制官僚势力所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1926年3月18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为抗议当局卖国的对日外交，前往铁狮子胡同向段祺瑞当局请愿，遭军警弹压，死伤2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1925年3月21日，马裕藻所在的北大评议会发表宣言，严正指出：“三月十八日的请愿，绝非一党一系的群众运动，而确为一种国民的运动。”1925年4月9日《京报》披露，北京临时执政府继通缉李大钊等人外，又发布第二批通缉48人的名单，其中有马裕藻和鲁迅。1932年12月29日，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同盟宗旨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援助与保护进步人士，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1933年1月31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马裕藻和胡适、成舍我、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叔永、蒋梦麟、李济之共9人为执行委员。1934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北平逮捕了爱国人士许德珩、侯外庐、范文澜等。马裕藻、沈兼士和许寿裳等人，不顾个人安危，联名上书，强烈要求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上述人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教育界开始陆续向南方撤离，学术界人士纷纷南下，各高校也陆续南迁。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周作人、马裕藻、孟森、冯祖荀等四位教授留守并照看校产，时称“北大留平四教授”。此时，马裕藻和孟森、冯祖荀为保持士不可辱的民族气节，拒不为日伪办事，也不再回被日伪控制的北大讲课。周作人却相反，北平一陷入日寇魔爪他即露变节投敌之端倪。就在周作人当汉奸的前一天，马裕藻还向他说，决不要给日本人作事，周作人也答应一定不作，但第二天报纸就发表了对他的任命。期间，日寇数次命周作人去请马裕藻出山任教，马裕藻义正辞严，断然拒绝为日寇效命。由于周作人屡来，最后马裕藻的幼子马泰奉父命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此言一出，说明马裕藻心意已决，随时准备慨然面对日寇的酷刑。 1945年4月，马裕藻满怀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对北京大学的深情，对教育事业的眷念，走完了他67年的人生历程。1946年，马裕藻全部藏书21000余册由北大图书馆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