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全诗
放言五首·其一 （唐）白居易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放言五首·其二 （唐）白居易 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 祸福回还车轮毂，荣枯反覆手藏钩。 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 不信请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 放言五首·其三 （唐）白居易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放言五首·其四 （唐）白居易 谁家宅第成还破，何处亲宾哭复歌？ 昨日屋头堪炙手，今朝门外好张罗。 北邙未省留闲地，东海何曾有顶波。 莫笑贱贫夸富贵，共成枯骨两何如？ 放言五首·其五 （唐）白居易 泰山不要欺毫末，颜子无心羡老彭。 松树千年终是朽，槿花一日自为荣。 何须恋世常忧死，亦莫嫌身漫厌生。 生去死来都是幻，幻人哀乐系何情。 放言五首 并序 （唐）白居易 元九在江陵时，有《放言》长句诗五首，韵高 而体律，意古而词新。予每咏之，甚觉有味， 虽前辈深于诗者，未有此作。唯李颀有云：“ 济水至清河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斯句近 之矣。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 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 序
白居易的诗词《放言五首》（其一）赏析
《放言五首》（其一） 唐•白居易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赏析】 人常言“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耳听为虚”，未必，“眼见为实”，也不然。 对于人来说，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看，所以人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和事情都极其信任，很少会持怀疑态度。这里，诗人敢于打破常人的思维，认为世事变化，云诡波谲，真真假假，实难通过简单的眼观来辨别。为了证明这个论点，诗人运用比喻的艺术手法，举出了萤火虫和荷叶水珠的例子——“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这两句意思是说，夜晚草丛里飞来飞去的萤火虫，明晃晃的亮晶晶的，像一团小小的火星子，事实上呢？萤火虫身上虽然能发出光亮，然而那只是荧光，并不是真的火光，表象一样，实质不同；夏天池塘里荷叶青圆，上面时有圆滚滚的璀璨的水珠，看起来像是珍贵的珍珠一样，其实也并不是。诗人以萤光并非火，露滴不是珠，来比喻人世间的某些假象，并告诫人们不要为假象所蒙蔽，而要从本质上去看问题，或者说要善于透过现象看出本质。这两句诗，论据有力，具有很强的情感色彩，讥讽了那些有名无实言行不一的小人之辈。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文学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白居易的诗词《放言五首》（其三）阅读
【 #诗词鉴赏# 导语】白居易在贬官途中，风吹浪激，感慨万千，也写下五首《放言》诗来奉和，此诗为第三首。下面就和 一起来了解下这首诗词，欢迎阅读！ 《放言五首》（其三） 唐代•白居易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赏析】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这两句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以及“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一样，都是对人心的深刻的总结。古人认为辨别玉石的真假，需要用火来烧，能够经得住烈火长时间的炙烤，便是好玉；鉴别一块木头的好坏，要等到七年之后，七年之后如果木头不腐不烂，依旧结实如初，那便是一块好木材。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诗人又举了周公和王莽的例子来进行论证。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在建立周朝两年后便死去，从此周公开始辅助成王，一心致力于朝政，忠心不二，是历有名的忠臣。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起初他为人毕恭毕敬，做事十分卖力，不知疲倦。后来招买人心，拉拢势力，等到汉平帝死后，便假拟遗照，篡汉称帝。诗人认为，考察一个的忠心，不能单单从短期的表现来评价，必须进行长时间地考量，从整个历史的长度去衡量和判断。诗人认为自己和好友元稹都是受人诬陷的，自身清白，必定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等到“三日”“七年”之后，朝廷定会明白他们的忠心，这是不容置疑的。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2]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二解释
1、译文。世上的事依托隐藏不定，尘世的事拉开缠绕没有停止过。祸福轮回像车论一样，荣光枯萎反来覆去像手持钩。龟灵占卜要将龟开膛破肚，马失前蹄不必忧虑。如不信时请看下棋的人，输赢还得等到局终才分晓。
2、原文。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祸福回还车轮毂，荣枯反覆手藏钩。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不信请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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