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艺术馆,北京的博物馆都有哪些？具体里面都展什么东西？

北京有很多的，建议值得看的就是四大馆，包括历史，北京，自然，军事，如果是小孩看的话还可以加上天文馆。里面主要：历史是介绍从原始到现代的发展史。自然介绍生物进化及古生物。军事展出武器，北京是专门介绍北京地区出土文物及发展史的。天文馆可以看电影，介绍天文知识的。现在北京、自然、军事三馆都可通过电话免费预订门票的，历史在大修，以后收费不收费还不知道。天文馆50元门票。

都是北京城的一部分。北京城池分四重，即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城各有门。 1、内城 又称“京城”、“大城”。城墙高12至15米，底厚20米，顶厚16米，上有女墙。有城门九座，角楼四座，水门三处，敌台一百七十二座，雉堞垛口11038个。城外有宽30-60米的护城河。城有九门。 2、外城 1553年(明朝嘉靖三十二年)间增筑。又称“国城”、“外郭”。城墙长28里，高7.5米至8米，底宽约12米，顶宽约9米。有七门。 3、皇城 长18里，有六门。 4、宫城 即紫禁城。城墙周长3.4公里，有六门。 扩展资料 北京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5代封建王朝辽的陪都及金、元、明、清的都城，其设计规划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最高成就，被称为“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 目前北京城池遗存的只有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东南角楼，内城护城河北段，以及北京站和西便门两处城墙残余，另外永定门被重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北京城池

宫城即紫禁城，也就是今天北京明清的故宫，位于内城中部偏南地区，周长六里一十六步，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面积0.72平方千米，为南北向的长方形。宫城设置八门，南五门，即承天门（清改为天安门）、端门、午门、左掖门、右掖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玄武门（清改为神武门）。①宫城内压在中轴线上的有七座主要建筑物，以乾清门为分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即前朝后庭。前三殿为奉天殿（嘉靖四十一年改为皇极，清改为太和）、华盖殿（同上改为中极，清改为中和）、谨身殿（同上改为建极，清改为保和），后三殿为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②宫城周围有护城河，宽达52米，称为御河（清称筒子河）。③清代紫禁城的建筑物多有重建，名称也有变迁，但基本上维持了明代的规模。
　　皇城在宫城之外，周长十八里有奇，缺其西南角，南北长2.75千米，东西宽2.5千米，面积6.87平方千米。东部为宫城，西部为西苑（元为西御苑），中部为太掖池（即元太液池，增开南海）。皇城有六门，“正南曰大明，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大明门东转曰长安左，西转曰长安右”④。清改大明门为大清门，北安门为地安门。⑤
　　内城即元大都城改建而成，周长45里，9门，东西长6.65千米，南北宽5.35千米，面积35.57平方千米。正南为正阳门（即前门），左崇文门，右宣武门；东之南为朝阳门，北为东直门；西之南为阜成门，北为西直门；北之东为安定门，西为德胜门。
　　嘉靖时筑“重城，包京城之南，转抱东西角楼，长二十八里。门七，正南曰永定，南之左为左安，南之右为右安；东曰广渠，东之北曰东便；西曰广宁（清称广安），西之北曰西便”①。今实测东西长7.95千米，南北宽3.1千米，面积24.49平方千米。内、外城面积合计为60.06平方千米，大于明初的南京城，在中国首都中，仅次于唐长安城、北魏洛阳城为第三大城。
　　北京内外城的街道格局，以通向各个城门的街道最宽，为全城的主干道，大都呈东西、南北向，斜街较少，但内、外城也有差别。外城先形成市区，后筑城墙，街巷密集，许多街道都不端直。通向各个城门的大街，也多以城门命名，如崇文门大街、长安大街、宣武门大街、西长安街、阜成门街、安定门大街、德胜门街等等。被各条大街分割的区域，又有许多街巷，根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统计，北京内、外城及附近郊区，共有街巷村1264条左右，其中胡同457条左右。比较而言，以正阳门里，皇城两边的中城地区街巷最为密集，达三百余条。这是由于中城地理位置优越，处在全城的中部，又接近皇城和紫禁城，人口自然稠密。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群众的保护意识。充分利用节庆日、学校、民间艺术馆或专题展示馆、电影院、媒体等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小学、职业学校等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课程，培养青少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情感，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和历史延续性的认识，鼓励群众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
　　二是建立完善制度，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效机制。按照"政府主导、文化部门主抓、相关单位密切配合"的原则，建立完善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重点项目的保护和传承、使用与开发等制度，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的保护细则。市县两级依托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全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明确专人开展普查保护工作，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长效管理机制。
　　三是开展普查工作，带动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近年来，全市加大对业余普查员的培训，增强他们的普查知识，建立了一支覆盖全市每个村落和社区的业余普查队伍，并发动街道、社区、乡村积极开展普查工作，了解掌握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布情况，深度挖掘、整理民间民俗文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是加强文化培植，积极拓展文化空间。充分利用现有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等各种文化场馆的文化空间，收藏、研究、展示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通过举办庙会、庆祝传统节日、宣传民间民俗文化等各种文化活动，扩大其对广大群众的凝聚力、感染力，以此带动文化发展的制度化、产业化、市场化。
　　五是以名录申报为载体，促进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加大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或申报工作力度，使更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家和省级名录。

“我们搞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最怕听到的两个词就是打造和开发……”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生班开班式上的一句坦言。如乌先生所述，博大精深的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来源于不当开发的巨大威胁。这样的忧虑不仅来源于乌丙安先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老师和著名博物馆学专家苏东海先生也都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了十分相似的担忧。田青老师在其《传统与现代化》主题学术讲座中谈到：“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对传统的极度憎恶中开始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在对传统严酷破坏的基础上开始的。”苏东海先生更是在城市文化研讨会上明确指出：“城市的高速建设将会导致文化遗产的快速消失”。面对诸位先生前辈的担忧和感叹，作为一名文化遗产工作者，我们不得不十分谨慎的重新审视各种形式的“打造”、“开发”与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禁要问一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真的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一、不同角度的不同观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至今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的具有知识性、技艺性和技能性的文化事项。比如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和生产生活知识等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漫长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面对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站在不同的角度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 站在遗产工作者的角度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妥善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客观认识历史、开展文化创新、保护文化多样性、重建社会秩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有实物形态，使其较之有形的文物（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在识别、保护方面都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又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性，也使其在历史变革与时代冲击时比有形文物更加脆弱，比有形文物更容易消逝。正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上的这种困难性和其本身的这种脆弱性，对它的保护才显得更加的急需和紧迫。 站在旅游和经济工作者的角度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民留给今人和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当鼓励各方对非物质遗产的活用，从民俗表演到旅游开发，从工艺品销售到文化创意发展，多手段全方位的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艺术的同时也为开发人文旅游景观、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开发破坏和保护桎梏 前文的两种观点看似有较大的分歧，但细细想来却各有其合理之处。笔者认为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保护遗产与开发遗产同样都可以对遗产传承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基于不同的认识往往会引发不同的行动，对遗产、对社会、对国家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不论是遗产工作者还是经济工作者，面对祖先遗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我们心态正常、方法得当，不论是保护行动还是开发行动都会是对遗产有利的活动，但如果不能端正心态或使用不正常的方法则往往会给珍贵的文化遗产造成一些不良影响有些甚至是不可消除的。 1、开发破坏损害遗产 开发活用非物质遗产本无可厚非，但是在最近我们却总能听到因为开发活用不当给遗产造成不良影响的例子。从民乐改良增加交响乐指挥，到邦子演员穿上歌剧演出服，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开发者热情过高，又不了解遗产的文化内涵，在开发的过程中盲目的追大求全，导致经过“开发”的文化遗产已经失去了应有的韵味。民间小戏像京剧大戏，民族音乐像西方交响乐。本来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快速的向主流文化和西方文化趋同，而文化趋同的过程往往正是文化遗产消失的过程。从云南石林的天天“三月三”，到民俗村里的随意“拉郎配”，我们又发现一些开发者只看到了遗产之中的经济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背后的文化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文化遗产中蕴藏的风俗、信仰反而在文化遗产保护大潮中快速消失，如此一来经济开发也就成了经济糟蹋。 2、过度保护桎梏社会 经济开发可能给遗产造成开发性的破坏，这一点也许不难理解。但是仅仅按照遗产保护的工作规范对遗产进行保护就完全利于遗产发展吗？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尽然。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遗产，它需要由传承人代代相传，随着时代的变迁，传承人所生活的社会也不断发展，遗产也会发生变化。如果遗产工作者仅是教条、机械的对遗产进行保护，不注意随着社会发展改变保护手段，并且总是希望遗产处于一个历史的时间点，与遗产有关的一切都一承不变，那么这种保护就成为了一种过渡的保护。过渡的保护是不现实的，比如我们不能为了保护一个民族地区的民族习俗就让当地的女孩子不去上学，比如我们不能为了保护船工号子就让河流上的航运交通停止使用机械动力而恢复拉纤。像这样的过渡保护往往会桎梏经济甚至是社会的发展，并且也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 三、合理利用与传承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事项，它也要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论是开发还是保护，只要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也总会变得不切合实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同时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紧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和滥用。”“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这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在这个大方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也似乎并非不可调和。适度的保护与合理的开发会相辅相成的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但在适度保护与合理开发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要点值得注意： 1、 不能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上 要走出保护与开发“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怪圈，保护可以是为了开发而保护，开发也可以是为了保护而开发。不能盲目的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上，单纯为了保护而禁止开发或为了开发而拒绝保护。开发者要有效利用保护者的工作成果，依照文化传统进行传承性的开发，而保护者则应当针对开发者的工作给出有效建议，以便开发工作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 2、 可以利用遗产开发当代文化产品但要与遗产加以区分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来源于民间，来源于生活并非为表演和旅游而设计，在需要进行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时就难免会对遗产的部分内容进行变更，比如为了增强视觉效果在民间戏剧中加入声光电元素，为了增强音响效果在民间音乐中加入新式乐器的伴奏，为了提高制作效率在民间手工艺制作过程中加入现代工艺等等，经过这样的变更原本非为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需要的文化遗产，就成为了一种既具有全新形式，又带有遗产元素，适合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的当代文化创意产品。为了经济开发需要而利用传统文化遗产开发当代文化创意产品是应当给予支持的，因为它一方面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遗产的社会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当代文化创意产品应当在推广时与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区分，让当代创意产品的受众对于其改动内容有明确的认识，防止对于遗产的误解。 3、 要允许遗产的自然发展但不能人为干预其发展 如前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遗产，需要由传承人代代相传，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传承人所生活的社会不断发展，遗产也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比如在部分传统的苗族村落，火把节中的火把早已被工业文明的手电所取代；又比如在部分原来生产力落后民族地区，随着先进生产工具，人们已经在一些传统手工艺使用原来没有的电动工具。这些都是遗产的自然发展，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对此遗产工作者要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不能过度的干预。但是文化遗产的自然发展也要尊重自然归律，不能人为的“拔苗助长”加速其变化，防止“邦子演员穿上歌剧演出服”的闹剧重演，防止对于遗产的歪曲。 4、 通过科学记录的方式保护遗产的现状并努力保护遗产的活态传承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生产力不发达的民族地区和农村，当今在这些地方正发生着快速的社会变革。在社会变革中人们思考的往往不是如何保护文化遗产，而是如何摆脱落后文化的束缚。当他们有朝一日过上他们盼望的“幸福生活”时，他们会发现他们的传统文化已经消逝，一些与时代发展“不适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亡。面对这种情况遗产工作者不可能人为的阻碍社会变革，让遗产的传承人选择他们不愿接受的生活。我们应该做的是积极的通过多媒体的科学记录方式保护对于遗产记忆，通过收集与遗产有关的作品、工具保护遗产的现状，并通过改善传承人生活状态努力保护遗产的活态传承。尽可能真实的保持文化遗产的原貌，让后人更加真切的了解遗产的全貌，防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于遗产的滥用。 看到今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领域中保护与开发之间的辩驳，使我不禁想起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一面是具有悠久历史又现实岌岌可危的文物建筑，另一面是生活在近乎是危房的文物建筑中渴望改变生活又经济拮据的居民，面对这一对矛盾，因为我们的一些城市管理者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些文物建筑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一些曾经的文化名城正在变成与西方大都市面貌相仿的“水泥森林”。面对这一切，我想说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再也不能走文物保护、旧城保护的老路，要从开始就做好规划。特别是我们这些遗产工作者更是不能愧对这份历史的重托。 1949年解放军解放北平之前，曾向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求教，让他在北京城地图中划出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人民解放军会对把这些建筑视为雷池禁区一样绝不加以破坏，在战争中对这些建筑的所在区域宁可增强伤亡，也要用步枪、用手榴弹去打，决不使用炮击。58年后的今天，这个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而我们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正是要拿出58年前梁思成先生的气度为我们国家文化建设标出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雷池禁区。而我们的领导干部也应当拿出58年前人民解放军的风骨，宁可花费更大的成本，也绝不破坏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愧对历史，愧对祖先。作者：北京皇城艺术馆 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