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峥嵘

简介
于峥嵘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 医学博士，主治医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方向：脊柱外科、创伤骨科。华裔骨科学会脊柱外科分会会员。《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杂志编委。擅长脊柱外科退行性疾病、脊柱创伤、四肢创伤的诊治。 于峥嵘
开展颈椎、胸椎、腰椎疾病手术治疗，微创完成腰椎TLIF手术、脊柱骨折复位固定手术及四肢骨折MIPO固定术。开展脊柱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经皮椎体成形术（PVP）、后凸成形术（PKP）。科研课题“腰椎内固定术后邻近节段退变的原因”、“脊柱外科手术后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与预防”等多篇文章发表于《中国脊柱脊髓杂志》等核心期刊。“脊柱手术后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与预防”被授予2008年“全国医药卫生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脊柱外科术后静脉血栓栓塞防治的前瞻性研究》被评为中华医学会第九届骨科学术会议暨第二届国际COA学术大会优秀壁报。多次参加COA、BOA大会，并作大会发言。2005年参加华裔骨科学会高级进修班暨第二届中国脊柱侧凸国际研讨会。2007年获后凸成形术（PKP）国际认证。2008年参加AO颈椎病高级培训班、AO开放骨折手术治疗高级培训班。目前开展的研究课题“脊柱外科术后血栓栓塞预防的前瞻性研究”为脊柱外科术后血栓栓塞的预防提出危险分层，并进行针对性预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编辑本段研究方向
于峥嵘，脊柱外科、创伤骨科。华裔骨科学会脊柱外科分会会员。《中 于峥嵘
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杂志编委。 擅长脊柱外科退行性疾病、脊柱创伤、四肢创伤的诊治。微创完成腰椎TLIF手术、脊柱骨折复位固定手术及四肢骨折MIPO固定术。开展脊柱压缩骨折经皮椎体成形术（PVP）、后凸成形术（PKP）。
编辑本段科研课题
“腰椎内固定术后邻近节段退变的原因”、“脊柱外科手术后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与预防”等多篇文章发表于《中国脊柱脊髓杂志》等核心期刊。
编辑本段职位荣誉
“脊柱手术后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与预防”被授予2008年“全国医药卫生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脊柱外科术后静脉血栓栓塞防治的前瞻性研究》被评为中华医学会第九届骨科学术会议暨第二届国际COA学术大会优秀壁报。 多次参加COA、BOA大会，并作大会发言。2005年参加华裔骨科学会高级进修班暨第二届中国脊柱侧凸国际研讨会。2007年获后凸成形术（PKP）国际认证。2008年参加AO颈椎病高级培训班、AO开放骨折手术治疗高级培训班。目前开展的研究课题“脊柱外科术后血栓栓塞预防的前瞻性研究”为脊柱外科术后血栓栓塞的预防提出危险分层，并进行针对性预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编辑本段争议评论
作为熊卓为的主治医生，于峥嵘竟然是北大医学院的在校学生，根本没有行医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北大第一医院是全国知名的好医院，其技术水准和规范管理一直是国内医院的榜样，这样公然违法而且置患者权益于不顾的行为，怎么可能发生在这里呢，更何况，病人还是北大第一医院的一位知名教授。 熊卓为的死亡，北大第一医院的结论是，手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抢救无效死亡。病例记录上显示熊卓为断了三根肋骨，心脏也破了，肝脏也破了。从手术记录中发现，熊卓为的伤害是医生在抢救的时候按压造成的。抢救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地一个粗暴的一个抢救，然后造成肋骨胸骨骨折，然后刺破心包，刺破心脏，同时又造成肝脏破裂，最终还是由于肝脏破裂大出血无法止血而放弃抢救。 对于于峥嵘等三名没有医师资格的学生行医的事实，北大第一医院并没有否认，但是院方强调，病人死于术后并发症肺栓塞，跟学生行医没有直接关系，医院对此无需承担责任。为了搞清妻子的死因，熊卓为的丈夫王建国在妻子刚去世不久，就从北大第一医院复印了病例，当他准备和北大第一医院对簿公堂的时候，他发现病例当中多处都被修改了。妻子的肋骨断了三根，这一点竟然在病例中消失了，而且院方还把熊卓为当初自己走着进医院的情况改写成了坐轮椅入院。

明代·张景岳《类经》序原文： 《内经》者，三坟之一。盖自轩辕帝同岐伯、鬼臾区等六臣互相讨论，发明至理，以遗教后世。其文义高古渊微，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 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藏府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列焉。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规规治疾方术已哉？ 按晋皇甫士安《甲乙经·序》曰：“《黄帝内经》十八卷。今《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即《内经》也。”而或者谓《素问》、《针经》、《明堂》三书，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夫战国之文能是乎？宋臣高保衡等敍，业已辟之。 此其臆度无稽，固不足深辨。而又有目医为小道，并是书且弁髦置之者。是岂巨慧明眼人欤？观坡仙《（楞伽经）跋》云：“经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亦岂知《难经》出自《内经》，而仅得其什一！《难经》而然，《内经》可知矣。 夫《内经》之生全民命，岂杀于《十三经》之启植民心？故玄晏先生曰：人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难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 此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繇此言之，儒其可不尽心是书乎？奈何今之业医者，亦置《灵》、《素》于罔闻，昧性命之玄要，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 所谓业擅专门者，如是哉！此其故，正以经文奥衍，研阅诚难。其于至道未明，而欲冀夫通神运微，仰大圣上智于千古之邈，断乎不能矣。 白话释义： 《内经》是上古伏羲、神农、黄帝三代的古籍之一。原为轩辕黄帝同岐伯、鬼臾区等六位臣子互相探讨商议，阐明高深的医理，以传授给后代的。它的文辞义理高深古奥广博精微，上以探究天文，下以穷尽地理，中以深悉人事。 大至阴阳变化的规律，小至草木昆虫的生态，以及音律象数之学的起源开端，藏府经络的原委本末，没有不详细指出并一一陈述的。真是博大至极啊！给后世垂布不朽的仁慈恩惠，开拓人们达到长寿的境遇。它造就的功德，跟天地相同，与日月并存，怎麽仅是小小的治病方技呢？ 查考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就说：“《黄帝内经》十八卷，现今的《针经》九卷和《素问》九卷，即为《内经》。” 可是有人认为《素问》、《针经》、《明堂》这三部书，不是黄帝时的著作，似乎产生于战国。战国时代的著作能这样吗？宋代高保衡等在《素问》叙文中，已经驳斥其说。这大概是主观臆测没有根据，本不值得深辩。 可是还有视医学为小道，连《内经》也被当做弁髦等无用之物而弃置的，这难道是有大智大慧具有眼力的人吗？我阅读到苏东坡的《楞伽经，跋》中就：“（医）经中有《难经》，每句都有深理，每字都是规则。” 哪里晓得《难经》出自《内经》，而且只辑得其中十分之一的内容哩！《难经》已如此重要，《内经》就可想而知了。 《内经》使人民生命得以生存保全，难道会比《十三经》启发培育民心的作用差少？所以皇甫谧说：人们禀承父母之体，具有八尺高大的身躯，而不知道医事，这就是所谓游魂罢了！ 即使他有忠孝之心，仁爱之性，一旦君父危困，百姓处于泥潭炭火之中，却没有什么办法来救助他们。这就是前代圣贤精心思考深入探究以穷尽医理的原因啊。 由此说来，知书识礼的儒者难道可以不尽心学习此书吗？无奈现今从事医学的人，也把《灵枢》、《素问》弃置于一旁不闻不问，不明了生命科学的深奥要理，诊治疾病使盛者更盛虚者更虚，给人留下夭殃之祸，招引病邪丧失正气，使人断送寿命。 那些所谓在医学上擅长专门的人，竟是这样的啊！此中的原因，正是由于《内经》文义深奥繁多，研读确实不易。至如对深刻的医理未能明白，却想要通达神明运用入微，进而仰慕并赶上大圣上智，是断然不可能的了。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张景岳非常重视《内经》，对《素问》、《灵枢》进行了30多年研究，根据个人体会，以类分门，撰成《类经》32卷。 后又以图解形式阐述《内经》中运气学说，编成《类经图翼》11卷，阐发“医易同源”原理写成《类经附翼》4卷。 张氏中年以后著书立说，著作首推《类经》，其编撰“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 张景岳对《内经》研习近三十年，认为《内经》是医学至高经典，学医者必应学习。但当时一般人“目医为小道"，视《内经》为无用之物，甚至从医的人，也置《灵》、《素》为罔闻。 张景岳认为，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发展下去势必导致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类经》自序)。造成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文奥衍，研阅较难。 就是说《内经》的文字深奥，内容庞杂，读起来非常难懂，确有注释的必要。虽然《内经》自唐以来注述甚丰，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注》为最有影响的大家，但是，遗漏处也不少。例如，有避难不注的；有注释与原义不符的；有注释不便检阅的。 何况《灵枢》尚未注释，使人无不感到遗憾。而各家注本颇多阐发未尽之处后来，不少医家注释《内经》也只是顺文敷演，难懂之处仍不能明断，精要之处仍得不到阐发。张景岳认为这样的注释没有什么益处。于是他专心致志研究《素问》、《灵枢》两书。 开始他是把《内经》中的重要章句摘录下来，作为个人学习之用。日子久了，摘录多了，反而觉得《内经》中所言是金石，字字有珠玑，结果，竟不知哪句可摘，哪句不可摘。 因而他奋起鼓念，决定自己来整理、注释《内经》，以便发隐就明，转难为易，尽启其秘，使学者了然，一见便得趣，从而对研究《内经》能提高一步，深进一层，真正熟悉本原，不至于误己误人，使之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这就是张景岳汇编注释《内经》的目的。 景岳思路开阔，对《内经》精研深刻，各家著作浏览甚广。《类经》集前人注家的精要，加以自己的见解，敢于破前人之说，理论上有创见，注释上有新鲜，编次上有特色，是学习《内经》重要的参考书。 经过长期的实践及摸索，张景岳打乱《内经》原来的体例，按性质将经文分类，然后加以注解。往往以《灵枢》启《素问》之微；以《素问》发《灵枢》之秘，相为表里，互通精义。 同时，综核百家，剖析幽隐，把经文分成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十二类，共三百九十条，汇分三十二卷。 此外，还附有《类经·图翼》十五卷，以佐诠释。此书由于把《素问》和《灵枢》两经“合而为一"，并分类编注，所以叫《类经》。张景岳认为这样类编，可以条理分，纲目举，晦者明，隐者见，一展卷而重门洞开，秋毫在目。 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对《类经》一书中意义较深言不尽意之处，加图详解，再附翼说。《类经图翼》十一卷：对运气、阴阳五行、经络经穴、针灸操作等作图解说，讨论系统。 《类经附翼》四卷，为探讨易理、古代音律与医理的关系，也有阐述其温补的学术思想之作，如《附翼·大宝论》《附翼·真阴论》等重要论文，也有部分针灸歌赋。

《类经序》原文及译文注解： 原文： 《内经》者，三坟之一。盖自轩辕帝同岐伯、鬼臾区等六臣互相讨论，发明至理，以遗教后世。其文义高古渊微，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藏府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列焉。大哉至哉！ 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规规治疾方术已哉？按晋皇甫士安《甲乙经序》曰：“《黄帝内经》十八卷，今《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即《内经》也。” 而或者谓《素问》、《针经》、《明堂》三书，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夫战国之文能是乎？宋臣高葆衡等叙，业已辟之。此其臆度无稽，固不足深辨。而又有目医为小道，并是书且弁髦置之者，是岂巨慧明眼人欤？ 观坡仙《〈楞伽经〉跋》云：“经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亦岂知《难经》出自《内经》，而仅得其什一！《难经》而然，《内经》可知矣。夫《内经》之生全民命，岂杀于《十三经》之启植民心？ 故玄晏先生曰：“人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虽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繇此言之，儒其可不尽心是书乎？ 奈何今之业医者，亦置《灵》、《素》于罔闻，昧性命之玄要，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所谓业擅专门者，如是哉！此其故，正以经文奥衍，研阅诚难。其于至道未明，而欲冀夫通神运微，仰大圣上智于千古之邈，断乎不能矣。 译文注解： 《内经》是伏羲、神农、黄帝三家所着古书的一种。原来是出自黄帝同岐伯、鬼臾区等六位大臣互相讨论、阐发说明最高医理的问答，并因而留传下来教育后代的。它的文章内容深奥，对上极力探讨天文，对下穷究地理，对中详究人事。 大如阴阳的变化，小如草木昆虫的生态，音乐声律、占卜吉凶等术数的起源、五脏六腑和经络等的原委本末，无不一条一条地指出而又详细陈述列举的。真是博大高深啊！赐给人民永久恩惠，开拓人民长寿境域。 《内经》的功德跟天地相同，和日月并齐。哪里只能拘泥地看作一部治病的方术之书呢？据晋代皇甫士安《甲乙经·序》说：“《黄帝内经》十八卷，现在《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就是《内经》的卷数。” 可是有的人说《素问》、《针经》和《明堂》三部书，不是黄帝的著作，像是产生在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文章风格能够像这样吗？宋朝的高保衡等人已经驳斥了这种说法。这种主观猜测，没有根据的话，本来不值得深辨。 可是还有一种人，把医学看成小道，甚至连《内经》这部书也当成无用的东西而废弃它，这难道是有智慧有眼力的人吗？我看苏东坡《楞伽经·跋》说：“经典中的《难经》，每句都是真理，每字都可效法。” 可是哪里晓得《难经》是从《内经》摘出的，而且只占它的十分之一！《难经》尚且这样，《内经》就可想而知了。《内经》使人民的生命得到繁衍和保全，难道会比《十三经》启发培植人民思想的价值少吗？ 所以玄晏先生说：“一个人从父母得到生命，具有高大的躯体，如果不懂得医道，就是形同废物一样的人！即使他有忠君孝亲的思想，慈爱后辈的性情，当出现君父病危，百姓病困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办法救助他们。 这就是黄帝、岐伯等圣贤精密思考，详尽讨论，使医理完善的原因。”从这一点说，读书人难道可以不用全部精力学好这部书吗？ 无奈现在以医学为职业的人却把《灵枢》、《素问》弃置不理，不明白性命之学的奥妙，使病盛的更盛，虚的更虚，给人带来早死的灾祸，招致病邪，损失正气，因而断绝人长寿的性命。 所谓以医学为职业专长的人，竟像这样啊！这中间的缘故，正是因为《内经》文辞深奥，内容广博，钻研阅读实在困难。如果对于最高理论不明了，却希望通晓神妙的道理，运用入微，仰慕赶上远古的大圣上智，断然是不行的。 《类经》的历史地位： 此书洋洋数十万字，出版后，盛行于世，影响颇大。西安叶秉敬赞叹此书为“海内奇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条理井然，易于寻览，其注亦颇有发明。这些评价，是符合事实的。在医史上，它不失为一部对《内经》的整理和注释比较好的著作。 张景岳对古代医经，特别对《内经》钻研深透，所以，他临证明审，诊断准确，能抓住主要矛盾，用药精当。他强调看病施治，贵在精一，认为医生用药犹如用兵，治病如治寇攘，因而疗效很高。当时人们把他比作张仲景、李东垣，甚至称他为“医术中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