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福柯的主要思想是叙事治疗的哲学观。 知识和权力这里说的权力不单单是指政治上的权力，是一个广义的权力。福柯认为掌握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拥有了权力，比如我们推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科学又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掌握科学或者“真理”的人就有了更多的权力，会对那些烧香拜佛的人说“能不能科学点，那都是迷信”，这个时候我们是掌握权力的人。 福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大部分都是透过权力知识在行动，我们生活在权力/知识的框架中，不可能摆脱知识权力而行动，我们承受着权力的影响，也使用权力影响着其他人。但是这并不对等，事实上有些人承受的压制远远高于其他人，比如很多边缘群体。 福柯的简介 米歇尔福柯是一位博士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索邦大学，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 著有《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等，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病逝终年58岁。

福柯把疯癫当成一种精神疾病，福柯的缺陷就在于他没有看到当下社会体制和新的监禁正在形成，这里我要引用一些大约是无关西方社会宏旨的论题，而是要引入相关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现实，并以此与福柯对西方思想界的疯癫忧虑形成新的对照，这样的对比或许会给以新的启示。 早年生活：米歇尔·福柯1926年10月15日出生于法国普瓦捷的一个乡村家庭，其父保罗是一个内科医生。他的原名是保罗-米歇尔·福柯，后来他将名字中的保罗放弃了，这可能和他同他父亲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有关。 扩展资料： 思考权力的深层结构： 70年代的福柯积极致力于各种社会运动，他运用自己的声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权状况的运动，并亲自发起“监狱情报组”以收集整理监狱制度日常运做的详细过程；他在维护移民和难民权益的请愿书上签名。 与萨特一起出席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冒着危险前往西班牙抗议独裁者佛朗哥对政治犯的死刑判决，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权力的深层结构及由此而来的监禁、惩戒过程的运作问题。这些思考构成了他70年代最重要一本著作的全部主题——《规训与惩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米歇尔·福柯

福柯把疯癫当成一种精神疾病，但是，福柯的缺陷就在于他没有看到当下社会体制和新的监禁正在形成，所以，这里我要引用一些大约是无关西方社会宏旨的论题，而是要引入相关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现实，并以此与福柯对西方思想界的疯癫忧虑形成新的对照，这样的对比或许会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他们面对体制的强大压力——这个体制正在“忙于与世界接轨”，结果就如鲁迅所说,“旧疾”与“新疾”并存，不但旧的专制压迫依存，中国人还要“六岁就开始与人竞争”，于是,“长时间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阉人”的“传统”更有了创造性的继承与发展。

作为学院里的知识者，他们时刻面临大学官僚体制的压制——“这儿没有真正独立自由的社团生存的环境，同样丧失了自发组织真正社会实践的自由。我们无法发表真正想说的东西……我们的嘴巴除了吃东西外，已不是为自己所生；我们的大脑除了装下统一配给的东西外，已不再是为自己思考”，而一旦“被划为思想的异端”，今后的命运更是不堪设想。

他们更面对成为“文明的奴隶”的危险：电视、电脑……“支配着每一个现代人的生活，是我们发明的‘暴君’”，对“我们的思想进行着掠夺同化”,“不知不觉让我们交出了一切：时间，空间及思考”,“在未解除身体被奴役”的同时，我们的思想紧随网络时代文明“变化的迅速及无孔不入而丧失独立”。

而所有这一切外在的压制，都会转化为内在的困惑，对自身价值的怀疑:“自身的种种矛盾和混乱，时时将我们逼近分裂与崩溃的边缘”；“每每在动笔写作的时候，本意以之摆脱孤独与寂寞，却更深地感到恐惧和寒冷，感到自己的无力，或许，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以上引文来自于钱理群《生命的沉湖》）

在上面的分析中钱理群引用了一些读者给他的信件，并联系他自己的鲁迅研究和对当下社会新的社会体制与学术界形成的新的自我囚禁，即一种类似于古代科举的当代学院派学术规则。这样的剖析是触目惊心的。但是，我联系一下福柯的观点，就可以穿透许多的精神压力。福柯和钱理群的共同方面就是张举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只不过福柯是通过对疯癫的理性结构解析从而对西方社会思想和社会监禁制度予以质疑和讽刺；而钱理群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鲁迅研究专家，近来也逐渐地从简单地对鲁迅的个案研究扩广到社会文化研究，并逐步对当代社会的种种黑暗面予以真正的鲁迅意义上的严厉批判。所以，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虽然仅仅对疯癫进行了网络式的全盘分析，对他也由此确立了一生的学术事业的基点，那就是结合自身的肉体和思想双重困惑，并联系广阔的社会现实和浩淼的西方历史世界，展开对精神史诸如疯癫、监狱、诊所、性伦理的全方位的批评和解构。而钱理群的思想基部就是逐渐延伸自己的鲁迅研究，并秉持真正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永远的批判立场，将对鲁迅研究的亲身体会转化为自身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而抱着悲壮（我认为钱理群在当代社会抱的就是一种悲壮的挣扎感，他的感受是与处于现代中国的鲁迅相通的）的对大众的罪感体认，将自己的关注层面逐步地转向务实，比如他对中小学的语文教育的关注和躬身体验就是他对当代中国思想和文化状况予以担忧的最好表征了。

而且我对钱理群的分析和忧虑是赞同的，我发现钱理群对学院派体制对学术的影响是深表担忧的。联系到本文的福柯疯癫探究，那就说明：福柯的疯癫研究其实也是建立在他对这种社会监禁体制的深刻洞察基础之上的。我们虽然都处在一种坐而论道的精神姿态上，但是我与福柯、钱理群的担忧是共同的，虽然我的担忧或许是低级的、无关宏大的理论构件的。然而，我对福柯的赞赏就在于他与我推崇的钱理群之鲁迅研究是有着内在的统一逻辑和相通的生命体验的。我深深地被当代的学院体制压抑着，也深感当下的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趋势并不能为我们人类提供一条走向真正的自由解放的道路。说到底，我在这里对福柯疯癫的讨论兴趣是建立在我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精神所处的压抑气氛有着密切联系的。但我的讨论也只能如此，与钱理群的逐步绝望一样，虽然我太年轻，以至根本就不知道何谓真正的“绝望”。但我理解这种精神所处的困境，并深深地赞同福柯与钱理群在当代文化世界中所持有的悲观态度，即使是自己的疯癫也罢。

29

在《大恐惧》这一章中，福柯分离了非理性和疯癫，并且认为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我所不能理解的是，非理性是理性的疯狂表现形式，是另一个纬度上的理性，而且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非理性日益被理性所禁锢；例如现代疯人院制度的建立，对疯癫的非理性予以实行愈加严酷的禁闭，在那些苦苦的高墙之内，疯人的遭遇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没有自由；其实他们不是到这里来治疗疾病的，而是被凌迟一样提供给那些所谓的文明医生进行层级逐渐推进的理论实验；也就是说，现代疯人，就是古代的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但是疯人是遭受压迫的，是被主流民众所鄙视的；而普罗米修斯是被所谓的最具理性意识的哲学家大力赞扬的；显见，这对于那些忍受着酷刑折磨和民众讥笑嘲讽的疯人是多么的不公平啊！福柯说到：“如果说非理性的回归表现为大规模的重现，不受时间制约而自我继承，那么疯癫意识则伴有某种对现代性的分析，因而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意识置于时代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在非理性意识和疯癫意识二者分道场镇的过程中，我们在18世纪末看到一个决定性的起点：一方面，非理性由此继续前进，借助行尔德林、奈瓦尔（Nerval）和尼采而愈益向时间的根源深入，非理性因此而成为这个世界的不合时宜的“切分音”；另一方面，对疯癫的认识则力求把时间更准确地置于自然和历史的发展中。正是在这一时期之后，非理性的时间和疯癫的时间就具有了两个相反的向量。一个是无条件的回归，绝对的下沉；另一个则相反，是按照历史时序而发展。”也就是说，非理性之所以在近代尤其是尼采那里得到隆重的礼遇，原因是在西方文学中一直就有一股非理性的文学意识潜流在流淌着，只是它在古典时代被强大的理性文明给掩盖了。所以，非理性是理性自我反思的一种手段和对照面，故越来越被主流哲学和文学界看重，直到起自波德莱尔开启的现代派世界文学思潮，从而被视作拯救人类文明日益疲软的强心之针。但是，疯癫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虽然它也是一种非理性，甚至是最最强有力的非理性，然而疯癫却逐渐被主流文学放逐了，甚至在诗歌中也被辱骂和诅咒为魔鬼的兽性发作。相反的倒是这样，比如20世纪最为著名的玄学派诗人艾略特就公然主张诗歌应该放逐个性，虽然他赞成一种诗歌对宗教上帝和黑暗元素的颠峰之类似疯癫的体验，主张回到神话创作并在著名长诗《荒原》中起用了基督神话元素，但是他整体上的放逐个性主义仍然说明了他是高压疯癫和歇斯底里的，这也可以从他对19世纪英国以拜伦、雪莱和济慈为主要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的拒坼和批评看出来。所以，福柯的对疯癫和非理性的分离是有他的深刻寓意的，我们应该逃亡出非理性的理性面孔，如果我们同情真正的疯癫的话。

30

“一般说来，文明构成了有利于疯癫发展的环境。如果说知识的进步能驱散谬误，那么它也能传播一种趣味，甚至一种嗜书疾。书斋生活，完全陷于抽象思辨，劳心不劳力，这些会产生极其灾难性的后果。”（福柯）这里福柯对现代文明予以一定的抨击，认为现代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和文明的逐步提升，并不会阻遏疯癫的发作，相反的悖论是，现代文明的发达反而会导致疯癫的逐渐升级，就业和工作的压力、各种生活的紊乱，就是病因。进一步，福柯对书斋生活和学者生涯也有诚实和有益的忠告：由于学者大多是运用思辨抽象的思考来代替活生生的动感生活，而这是不利于他们的健康的，这是需要我们这些乐于思考的人注意的